蛇年伊始，DeepSeek带火了杭州科创六小龙，六小龙带火了整个杭州，仿佛一夜之间，杭州成了国人心目中的科创高地，不少人已经将杭州称为中国硅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杭州能有今天的科技创新能力，至少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杭州经济转型升级的定位之争——是走发展重化工业的传统道路，还是抓住新一轮科技浪潮的机遇发展互联网+产业？最终，杭州选择了后者，这为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一众明星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沃土。2014年，杭州提出打造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牢牢将自己锁定在“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之上。

时至2024年，杭州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8.8%，科创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在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位列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国际专利合作条约下的PCT发明专利，其申请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创新实力的重要指标。2024年，杭州的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0.9%，其中27%在计算机领域。

现已出圈的“杭州六小龙”，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崭露头角。DeepSeek大语言模型性比肩国际顶尖水平，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第一。这些创业公司与浙江大学关系密切，以浙大为核心，杭州已形成“环大学科创生态圈”。

“杭州的今天并不完全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说，“今日杭州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民营经济良性互动的结果。”

2025年2月27日，《财经》执行主编马克在浙江大学对话史晋川教授，多维度解析了杭州现象的前世今生。

史晋川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从“七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史晋川参加过浙江省九个五年规划的研究。自1998年起，他担任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2012年起，担任省咨询委副主任。

杭州的高科技之路

《财经》：杭州之前的大众认知是旅游胜地和电商之都，忽然之间变成了科技创新之城，无数人在问为什么DeepSeek为代表的科创“六小龙”出现在杭州，您如何解读杭州现象？

史晋川：我想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这跟民营经济发展大背景有关。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并且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使得民营经济能够比较好地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实际上就为六小龙在杭州的出现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杭州早期的民营经济集中在轻工业领域，大多是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基本上是在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杭州经济发展阶段进入转换期，杭州原本想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这也是世界上后起国家发展的通常道路，像亚洲的日本、韩国都是这样。宁波当时已经非常明确转向发展重化工业及制造业，宁波有独特的港口优势，方便大宗原材料的输入和产品的输出。但是杭州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时杭州市委、市政府比较好地尊重了专家学者的意见，特别是尊重了民营经济自身的选择，没有坚持发展重化工业，而是利用了新一波科技浪潮带来的机遇，鼓励发展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产业。

在这之后，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发展互联网+产业的新要素怎么集聚？人才要素、技术要素、资本要素，还有城市硬的基础设施要素等，怎么来构造一个比较完善的新的要素支撑体系，去支持民营经济更好的转型升级？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区域的空间战略转换。2023年7月，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八八战略”——发挥八方面的优势、推进八方面的举措。“八八战略”的第一条就是要进一步发挥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体制机制优势，还提出浙江的经济发展要形成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的互动。自那以后，浙江省，特别是杭州市率先完成了空间战略的转变，经济发展的重心从强县战略开始转向都市战略，把许多强县都撤县（市）建区，变成大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就把杭州的主城区做大了，城市框架拉开了，基础设施改进了，然后城市的功能更加丰富了，它集聚各种新的生产要素的能力就大大增强。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民营经济就有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就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这个过程一旦展开，杭州就逐渐变成了一个互联网+产业的城市，阿里巴巴、海康威视这些企业蓬勃的发展，为杭州发展新产业，以及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创新奠定了进一步的基础，人才开始不断地向杭州集聚，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不断地向杭州集聚，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加强效应。自然而然地，在这片创业创新的热土上，就有了今天的DeepSeek为代表的六小龙。

杭州的发展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吗？

《财经》：谈到有为政府，杭州或者浙江搞过产业政策吗？

史晋川：浙江也提过一些产业政策。比方说七大万亿元产业，新型设备制造、新医疗生物等等。但从发挥地方政府有为作用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重点不是看政府有没有提出产业规划，而是看它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地方政府提出产业规划，然后亲自下场，跟地方政府提出产业规划，但用各种各样市场化的手段来推进，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财经》：后来浙江经济也好，杭州经济也好，是按照当初的规划发展的吗？

史晋川：浙江的地方政府和杭州市在做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听取民营经济的意见、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还是比较广泛的。规划的科学性，规划与区域内所在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诉求，吻合度也是比较好的。尽管如此，后来的发展也不是机械地按照规划一步一步推进的，因为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政府越缺乏用相应的行政手段去强力推动规划的实施，政府必须更多地借助市场的力量及发挥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来推动规划实施。就规划本身而言，这些规划里面只有少量是属于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大部分都是一些预测性、参考性的指标。实际上就是政府给出大方向，然后让市场主体自己去做。

《财经》：在支持创业创新的各种资本形态中，您觉得杭州市的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了什么作用？

史晋川：我很坦率地讲，政府基金的直接作用并不很大。杭州政府更关键的作用是为各种各样的早期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各种各样的私募股权基金等等，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比较优良的投资环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财经》：虽然杭州建立了三只千亿元级规模的基金，但是它对促进整个杭州的创业创新，仍然不是主导性的作用？

史晋川：一些有前景的项目是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和政府基金共同投资的，但是这些共同投的项目，绝大部分都是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先投的，它们首先做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行业评估等等，政府基金大多是跟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