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对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和包括关税博弈加剧在内的国际经贸格局震荡，让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的关键一招。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来看，历次在面对外需不稳时加大扩内需力度，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1998年的西部大开发，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2016年至今的双循环，等等。

在充分认识到扩内需必要性和加紧落实扩内需各项工作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扩大内需，并非意味着可以低估外需的重要作用，更不能将内需与外需人为割裂开来，走入思维窄化的误区。

人们在谈及历次扩内需的成效时，容易围绕扩内需本身来复盘，而轻忽之前之后的故事。没有每次扩内需之前一段时间的改革开放红利，扩内需就少了很多抓手和财力支持，而没有每次扩内需之后的对外开放的新高潮，扩内需的红利就不会产生倍增效应。

1998年前后大力推进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为东南沿海地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出口井喷和工业化、城市化双轮驱动式增长提前打下了良好的能源、资源基础。世贸红利则为2008年四万亿的推出提供了前提。

而2008年后那一轮高铁、高速公路等基建工程以及内地能源、资源基地的大发展，则为此后十数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能。原本人们担心的基建产能过剩，被平台经济发展和企业出海等所需要的物流等各项需求消化殆尽。而沿海经济的勃兴对内地所形成的反哺效应，则给扩大内循环、构建双循环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也是这一轮扩内需的定力和底气所在。

作为一个已经深深嵌入全球生产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开放型巨型经济体，现阶段的中国格外需要强调内外需的联动和双向奔赴，把稳外贸和稳外资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扩大内需离不开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而产业升级的推进，恰恰需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作为支撑。当前全球经济高度融合，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织，外贸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国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和韧性。一旦外贸不稳，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就可能受到冲击，产业升级进程势必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制约内需的扩大。

反之，通过稳定外贸，促进出口产业升级，推动制造业企业获得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能力，企业和员工收入随之增长，自然带动消费水平提升，这对扩大内需有着积极而直接的推动作用。再加之外贸部门是就业大户，稳外贸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扩大出海是稳外贸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人总担心企业出海会造成就业岗位流失和产业空心化。对此，需要辩证看待。出海企业对国内资本品的大量需要，无疑会给扩内需提供新的动力和标的。而其给投资地所带去的发展红利，也会给国内的出口商带来新的机遇。更重要的是，出海所促进的发展共同体的构建，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大更安全的发展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

稳外资同样是扩内需的重要保障。外资提供的投资、技术和就业等等已是老生常谈。当前更为人们所看重的是服务业开放所带来的新的鲶鱼效应。当前中国正处于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居民消费水平和意欲的提高，一方面当然取决于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服务业本身的供给侧改革。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向外资服务业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通过在服务业领域引入新一轮的竞争，国内企业将被更有效地倒逼提升服务供给水平和品牌建设能力，从而带动服务业升级，更好地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水平。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看重制造业外资的引进。除了技术层面的良性竞争外，外资制造业背后的全球生产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更是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和牢牢把握的生命线。

因此，扩大内需必须保持宏观视野，必须全面准确地认识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辩证关系，才能确保把扩内需落到实处，实现内需与外需的良性互动和经济“双循环”的高质量发展，始终把中国的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