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
作者 成长
发表于 2025年3月

浊鹿城与五丈原的遥望

建兴,是三国蜀汉政权所用的年号。“蜀汉”是后世对它的称呼。蜀汉君臣们认为自己是西汉、东汉的延续,不会允许一个带有割据意味的“蜀”字冠以其上。实在需要与前朝区分,他们更倾向于用“季汉”。《说文解字》:“季,少称。”故而“季汉”隐约有一些“少年的汉朝”的意味。然而,“季”在典籍中也有衰、末之意。季汉的称谓,某种程度上埋下了令人不安的谶言。

建兴十二年,即西历234年。这一年已是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的末世。26岁的帝国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面对频繁入侵的日耳曼人无能为力,不得不亲自前往莱茵河前线征讨,却于次年遭遇军队哗变,死于非命。他的死亡成为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的开端,并成为后来罗马分裂的渊薮。

而在东方的华夏大陆上,三个以正统自居的政权已经鼎足而峙了二十年,因此这一年既是汉建兴十二年,也是曹魏青龙二年、吴嘉禾三年。两个五十四岁的中年人在这一年逝去,他们是:魏山阳公刘协,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

刘协,即后世所称的汉献帝,曾是这片土地之上唯一的皇帝,但从八岁即位开始,他就从未真正掌握过这个国家的政权。尽管,在被董卓、李傕、曹操等权臣摆布的漫长生涯中,他多次尝试着反抗,以图收回自己应得的权力与自由,但换来的无不是残酷的打击。他身边的皇后、爱妃、汉臣被逐一更易,他所居住的国都许县沦为了一座精致的牢笼,而他自己则在岁月的凌迟之下坠入深邃的绝望之中。

与此同时,与他同岁的琅琊郡少年诸葛亮背井离乡,在纷乱的世道之中踏上了一条前途莫测的道路。后来,他曾跟友人这样说道:“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看来,诸葛亮早已预见了中原大地人才竞争的“内卷”,他将自己的人生机遇投向了尚属平静的荆州。多年之后,他应刘备三顾之礼出山相助,并且在好友们悉数北归的大背景下,义无反顾地追随几近全军覆没的刘备残部东奔夏口,将兴复汉室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在刘协四十岁那年,曹操终于死去。此时的四海之内,唯有刘备还在巴蜀之地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然而,刘协已经不可能等来刘备的“勤王之师”。曹丕继承了曹操所有政治资源,而刘协手中早已没有了任何底牌,只剩下任人宰割的命运。是年十月辛未,曹丕在许都西南郊繁阳亭的受禅台上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表演,从法理上结束了汉朝的统治。退位之后,刘协被封为山阳公,前往河内郡山阳县浊鹿城居住,继续自己体面却没有自由的余生。

原本,汉朝在这一年就已经消亡了。但到了次年四月,巴山蜀水之间的成都诞生了新的汉王朝,而这里的君臣们都笃定地认为,刘协已经被曹丕害死了。刘备特意为刘协“发丧制服”,追谥他为孝愍皇帝。这场专为刘协举办的“活出丧”,与繁阳亭的受禅仪式可谓殊途同归。曹丕和刘备这两个不共戴天的仇人在一件事上达成了空前的共识——只有将刘协的屁股从皇帝的位子上搬走,历史才能揭开属于他们的新一页。

南北相继称帝,天下依旧滔滔。浊鹿城里的刘协很快就被世人所遗忘。不久,刘备崩逝于永安宫,诸葛亮受遗命辅政,成为季汉实际主宰者,而他辅佐的新皇帝刘禅,和与曹操初次相遇的刘协一样,都只有十六岁。那一年,刘禅投向诸葛亮的目光,一如当年刘协投向曹操的目光,在感激、敬仰与期冀之中,也掺杂着几许畏惧与不安。仅仅三年,少年皇帝与辅政丞相的搭配再度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绣着“汉”字的大纛依然猎猎飘扬,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一切都已经改变。

刘协在浊鹿城享受着一套特殊待遇:“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也就是说,除了自由、权力、尊严,皇帝该有的东西他一样不少。魏青龙二年(234)三月庚寅,刘协病逝。这最后的十四年,刘协做了什么事情,史书无一字着墨。刘协死后,魏明帝曹叡追谥其为孝献皇帝,并于当年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将其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

刘协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那个与他同岁的季汉丞相诸葛亮大起蜀中之兵,出斜谷,临渭滨,在武功水之畔的五丈原安下营寨,并且让士兵们就地屯田,与当地百姓一同耕作,“为久驻之基”。这些年来,他高擎着理想主义的大旗,一次又一次地穿越秦岭,向他心目中的大汉故地发动攻势。尽管希望的火苗越来越微弱,而他的心火却始终不曾熄灭。这是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这一次,他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抱定了不克关中誓不回师的信念。然而从春天熬到秋天,在魏军主帅司马懿的严防死守之下,他甚至连渭水也没有越过。秋风萧瑟,八百里秦川在他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

就在刘协下葬的同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中军大营。一个是东汉最后的皇帝,一个是季汉唯一的丞相,他们从未见过面,命运却彼此纠葛,形成了奇妙的互文。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汉王朝在这片沃土上残存的最后希望。他们的离开,标志着“汉”作为一代人的信仰,已经坠入永恒的梦境之中。

丞相的遗言

建兴十二年八月,时值秋收,秦岭北麓,渭水南岸,来自蜀地的士兵与魏地的农民错落有致地在麦田里手挥镰刀忙碌着,他们已经在这里相处了半年之久,彼此非常熟络。说起来,这批春小麦正是这些士兵刚来的时候所种的,如今,麦子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从一粒粒种子变成了一袋袋粮食,而士兵们依然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够出战,何时能够归家。

某一天,当几个屯田兵和农夫在麦浪里直起腰来,擦拭额头上的汗珠时,他们看到了如下场景:一辆插着天子旌节的轺车在一列骑士的护送之下,从斜谷出官道,径向五丈原汉军大营的方向前进。不久,这队车马又整整齐齐地原路返回。然而没过多少天,一骑快马又从这条大道上向季汉大营疾驰而去。如果那些屯田兵们看得仔细,他们会发现,骑马狂奔的人正是之前在轺车上端坐的那名官员。他虽然仍旧穿着那一身朝服,但在疾驰中已经顾不得端庄的形象,袍服已被吹得凌乱,旌节也没有顾得上带,随从的骑士想要追上他们的长官,但早已被甩出去很远。

这名官员叫李福,时任尚书仆射,当成都的皇帝刘禅知道诸葛亮病情急剧恶化,就立刻派他持节前往前线大帐,“谘以国家大计”。这次会面,关乎季汉的未来,李福深感责任重大,可是他为什么会在已经离开数日之后,又再度折返呢?

病榻上的诸葛亮猜到他的来意,还没等他询问,自己先开口了:

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

李福一惊,他没想到诸葛亮竟然一眼看中了自己的心思,而且如此直白地给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他也因此更感歉疚,于是出于礼节,补上了自己的问题和解释:

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

李福诚恳地说,前一次是自己失误,忘了询问丞相“接班人”的人选问题,所以特意折返回来,把这事问个明白。

史书对李福的评价是“为人精识果锐,敏于从政”。如此精明干练的大臣,在如此紧要的历史关头,为什么会把如此重要的事情遗忘了?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在皇帝向诸葛亮“谘以国家大计”的清单之中,李福作为皇帝的代表,只能按照圣旨上的条文,依次询问这些军国大事,并记录诸葛亮的回答,绝不能借题发挥。但是当李福展开圣旨的时候,他自己或许也会迷惑——这么重要的事情,陛下为何只字不提?

李福当然不会知道,诸葛亮早已给皇帝写过密信,详细陈述此事。在离开渭南大营后,李福思虑再三,仍然决定折返回去问个清楚。他宁愿相信这是陛下的一时疏忽,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使者,想君王之未想,急君王之未急,是他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在诸葛亮有生之年没有把这件事问清楚,那他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不仅对皇帝无法交代,对季汉百万军民也无法交代。

原则上,如此机密之事,诸葛亮必须直接汇报给皇帝,以免节外生枝。但自从跟李福第一次交谈之后,诸葛亮认为他是一个聪明谨慎的人,绝不会提前泄露机密。让他再向刘禅转述一遍,想必皇帝会更为安心。

诸葛亮所说的“公琰”,即时任丞相留府长史蒋琬。诸葛亮出兵北伐这些年,蒋琬在后方“足食足兵以相供给”,是一个合格的内政之臣。“公琰其宜也”是诸葛亮斟酌再三给出的回答,可对于李福而言,或许有些意外。于是,他禁不住又追问了一句:“蒋琬之后,谁可任者?”

诸葛亮一时猜不透这是刘禅的授意,还是李福的自作主张——难道是这一人选陛下不尽满意,又不好直接否定,索性让我“隔代择贤”?但话已至此,诸葛亮也不能再回避了,他用迟缓而沉重的口吻一字一顿地说:

文伟可以继之。

文伟,是费祎的字。费祎时任丞相司马,随诸葛亮在五丈原前线。此时的费祎,就在帐外焦急等候的人群之中。

没想到李福似乎还不满足,他发扬“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继续追问费祎之后还有何人可继。

季汉一日不可无诸葛亮,在季汉君臣眼里,诸葛亮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大管家,还是这个国家未来的规划者,只有他尽可能计划得长远一些,那条通向远方、福祸莫测的道路才会少一些荆棘,多一些坦荡。

然而,诸葛亮已经默而不答。未来对他来说太遥远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民间传说中“前算五百年,后算五百年”的半仙之体。蒋琬、费祎是诸葛亮可以明确告知的答案,而当他们都逝去之后,季汉何去何从,就不是诸葛亮所能料算的。也就是说,只有交给天命了。

李福走后,诸葛亮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唤进帐中,他要用生命中最后的时间,为这支由他带来敌境的军队安排好一条安全的退路。长达七年的北伐战争将伴随着他的油枯灯灭而暂时落幕。诸葛亮最后的希望是,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能够活着回家。营垒对面的司马懿已经不足为惧,唯一让他担忧的,反而是营垒之中的征西大将军魏延。

魏延的绝路

当魏延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汉军大营最后一个知道诸葛亮病逝消息的将领时,他悲愤交加,将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自己沧桑而狰狞的面孔上,让他对面以沉稳见称的费祎都露出了畏惧之色。

魏延悲的是,诸葛亮这一去,北伐大业势必将蒙上一层阴影。魏延愤的是,诸葛亮的遗命是让杨仪统领全军撤退,却叫他断后。而魏延与杨仪素来不和,这一点诸葛亮深知。于是,魏延当即拒绝接受让自己为大军断后的命令,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早在刘备驻军新野之时,魏延就成为刘备的部曲,其追随刘备的时间很可能早于诸葛亮出山。入蜀之战,魏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汉中战后,魏延为刘备破格提拔,升任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当时众人都以为汉中守将非张飞莫属,闻听是魏延,“一军尽惊”。

拜将之日,当刘备询问魏延当如何镇守汉中时,魏延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这段豪迈的话语:“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多年之后,在渭水南岸被诸葛亮的遗令“抛弃”的魏延陷入人生的低谷,可能会回想起拜将台上的那番壮志豪言,以此来搅动自己心中的那腔尚未干涸的热血。

魏延出镇汉中后的九年间,季汉连遭败绩,国家陷入“危急存亡之秋”,然而得益于魏延主持建设的“实兵诸围”防御体系,汉中始终固若金汤,使曹魏不敢轻易进犯。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北驻汉中,迁丞相府于沔阳(今汉中勉县),汉中从而成为事实上季汉的政令中心。魏延则兼领了丞相府司马这一职位。将季汉重要文武官员纳入丞相僚属体系一体管理,是诸葛亮开府之后政治制度上的一个重要举措,如此便保障了丞相府对北伐战事的指挥权和对主要文武官员的调度权,北伐就能够令出一门,如臂使指。

对于这一安排,魏延或许会有一些不满的情绪。但他与诸葛亮的根本矛盾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在诸葛亮北驻汉中之前,魏延就已经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北伐方略,即令他亲率精兵五千,负粮五千,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从子午道径向北去,突袭长安。魏延认为,如果汉军在十日内能够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长安城外,则曹魏主将夏侯楙必乘船而逃,汉军可劫取城外粮谷为补给。再支撑二十多日,等诸葛亮率大军从斜谷来会师。若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魏延“子午谷之谋”有多大的胜算,千百年来争论不休,我们不做纸上谈兵之论。但至少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此计在兵法上属于“用奇”,一旦提前泄露就会功亏一篑,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魏延的军事准备只能暗中进行。直到诸葛亮将北伐正式提上日程,召开军事会议时,魏延方能和盘托出。

然而,诸葛亮却自有一套北伐设想。诸葛亮对奇袭子午谷的冒险举动不感兴趣,他的目标是向西迂回祁山道,攻击远离曹魏核心控制区的陇右诸郡,利用地缘优势狙击曹魏援兵,先将陇右吞下,再结好羌胡,徐图东下。诸葛亮对“平取陇右”之策信心百倍,认为其“十全必克而无虞”。

建兴六年(228),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轰轰烈烈地展开,行军策略完全依照“平取陇右”的计划推进,最终以街亭大败,三郡得而复失告终。此时魏延的心中可能会发出一声冷笑,但他无法真正地笑出声来。因为“平取陇右”的失败并不能换来“子午谷之谋”的启用。这次北伐已经打草惊蛇,曹魏用大将军曹真替换了夏侯楙,增强了对蜀各处据点、关口的防御,“子午谷之谋”的实施条件也完全丧失了。

尽管如此,魏延并未心灰意冷。此后每次北伐,魏延都向诸葛亮要求单独领兵的权力,让自己从“异道”进军,会师于潼关。魏延甚至以汉初名将韩信自比,宣称自己的军事行为是“如韩信故事”。魏延以韩信自喻,除了因为韩信曾经成功地实现了从汉中向关中的军事征伐外,还因为他与韩信境遇相似——都是在汉中为君王所器,登坛拜将而令众人侧目。魏延渴望成就韩信那样的千秋功业,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韩信悲惨的结局正在慢慢为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建兴九年(231),诸葛亮在第四次北伐退兵之时,于木门道设伏,射杀了曹魏车骑将军张郃。张郃戎马一生,为曹氏征战三十余年,可谓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以他的功勋与资历,早就可以为一方都督。然而因为武人出身,张郃始终要受到曹真、司马懿的节制,在行军用兵上毫无自主权。张郃的阵亡,也与他和主帅司马懿的矛盾有关。因为原本张郃并不赞同追击,是司马懿动用上级的权威强迫他出兵,才导致了他命殒木门道的结局。魏延同样也是武人出身,同样也在诸葛亮帐下郁郁不得志。在张郃这面镜子中,魏延似乎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投射。

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魏延受命在距离中军大营外十里下营,以为掎角之势。然而就是这十里的距离,让他与中军帐的信息沟通出现了延宕。直至杨仪派费祎来魏延这里通报诸葛亮的遗令,魏延才知道,诸葛亮已经病逝于营中。魏延不甘就此听命于杨仪,他觉得自己仍有一搏的机会。他首先要做的是笼络面前的费祎。四年前,魏延因阳谿之战之功迁征西大将军,晋位前军师,其丞相司马之职为费祎所代。如今费祎拥有兵马节制权力,如果他能够与费祎结成战略同盟,杨仪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令魏延欣慰的是,费祎倒是十分配合,两人迅速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魏延让费祎将这个方案写成一封手书,两人一起署上名字,下发给军中诸位领兵将军。费祎趁机对他说:“让我替将军去给杨长史解释一下,杨长史是个文吏,不懂军事,他看到咱们的方案肯定不会违命的。”魏延觉得也有道理,就让费祎向杨仪晓以大义,给他个台阶下。

费祎缓缓退出魏延大帐后,迈开双腿飞奔向坐骑,一跃而上,双腿用力夹着马腹,狠狠地用马鞭抽着马屁股。那匹马惊愕于向来儒雅的主人为何突然如此粗鲁,四蹄飞腾,载着费祎像箭一样冲出了辕门。多年以后,当面对郭循刺向他腹部的尖刀时,费祎可能还会回想起自己纵马出营避免了一场噩运的那个午后。

本文刊登于《北京文学》202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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