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我想说文学和语言的魅力。一谈文学我永远忘不了的是阿拉伯的这个故事——《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是写一个大臣的女儿叫山鲁佐德。当地的政教合一，《一千零一夜》里面翻译成“哈里发”，是政教合一的王。哈里发的妻子欺骗了君王，所以他就定下了不可思议的残酷规矩：每天娶一个老婆，第二天早晨把老婆杀掉。杀得已经几乎没有女子可以嫁给他了。但是大臣女儿山鲁佐德说要嫁给他，然后对君王说，“我明天早晨就要被杀了，今天晚上要跟小妹妹一起聊天”。君王说好，她就开始给小妹妹讲故事，讲到最精彩的时候天亮了，她说“我不讲了，我等着杀头了”。君王说，明天再杀，这个故事太好玩，我得听完。这样讲了一千零一夜，最后君王把这个娶了老婆就杀的残酷的行为取消了。文学用善良战胜了邪恶，用文化战胜了暴行和黑暗。我太感动了，文学有这么大的力量。

至于我个人，我是在差一个月不满六岁的时候上的小学，在六岁多快要七岁的时候，我看了这一辈子的第一本书，当时还是在日占区敌伪时期，看的书叫《小学生模范作文选》，第一篇叫《秋夜》，《秋夜》的第一句话是“皎洁的月儿升上了天空”，这个“皎洁”两字一下子把我镇住了，原来不知道这个词儿，我很喜欢月亮，说它亮，它真亮，说它不亮，它不能跟太阳比，那这是一种什么亮？皎洁。文学语言为世界，为万物万象，为人生命名，命名以后，你对世界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世界的命名、语言化，就是人文化，是文学化的开始。那个时期，不管什么时间，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只要是看见天上的月亮，立刻就想出来令人兴奋鼓舞的词儿——皎洁。到处都是皎洁，有了皎洁一词儿，月亮跟我变得更亲近了，我更爱这个月亮，更爱这个天空了。

后边最感动我的一个词儿，就是爱情。我有类似爱情的这种想法，是我在电影上看到一个女演员，那时候大概十一二岁，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可爱，将来我要能娶这么一媳妇多好，当然远无这方面的实践与经验。可是爱情这个词我逐渐印象深刻了，因为文学上时有这个词儿出现。我们都知道生活创造文学，但是文学也在创造生活。我常常认为对常人，常常是知词在先，恋爱在后，他或她的爱情是文学先创造出来，文学所事先赐予的。

当然，人们的那种男女之间的吸引，并不一定叫爱情。中国的古代说法没有爱情这个词儿，但是它有“情”，单字词。而且中国文化的动人之处在于它管“情”叫“恩情”，一夜夫妻百日恩，还管它叫情义。中国把这个天伦之间的互相的关系都高度道德化，把它责任化，把它品质化品级化。相反的，如果你不讲恩情，不讲情之义——情的原则与规范，你可能就是坏人，说变就变的那种人，不管打什么高级的主意，但他是坏人。尤其由于我自己家庭生活的经历，我从很幼小就下定决心这一辈子不能做伤害女性的事，多少有一点儿对爱情的文学的理解和感受。如果完全没有文学的陶冶影响，一个人的这个家庭和爱情观念与生活完全不一样。

我读《阿Q正传》，我最替阿Q遗憾的不在于他革命没有成功。因为阿Q那种觉悟，就是革命成功了他也许会因贪腐判刑，他可能有很不好的下场。我遗憾的是他爱情的失败。他追求吴妈，我觉得他和吴妈非常合适。但是他太没有文学修养了，爱情这个词他没有，情这个词他没有，想念这个词他没有，爱你这个词他没有，他只有一个词“困觉”，大热天忽然给吴妈跪下了，说我要和你困觉，那吓死人，性骚扰。如果阿Q他给吴妈也不要下跪，也不要说困觉，而是给她背一首徐志摩的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那吴妈一听多么感动，是不是？哪怕他的文学水平稍微差一点，他可以唱两句邓丽君的歌“真的好想你”，命运就改变了，品质就改变了，生活就改变了。

说明我们不但要命名，还要修辞。修辞不但是文学的修辞、语言符号的修辞，而且是生活品质品位的修辞，是精神品相的修辞。如果爱情不用爱情的词儿，而用困觉，这是一种精神贫困的遗憾。港台地区流行的那个词儿我也遗憾得要死，因为它管爱情叫“泡妞”。你听听这个轻视妇女，低级腻歪的命名，把这个爱情说得那么下三滥。我希望放弃 “泡妞”这个词儿，青年人的爱情生活会有提高。

再往下我就说一下，我为什么十九岁就写小说，最有趣之点在哪里？就是文学和生活它有一种同构。而文学跟生活既是密切交融的，又是互相分离的，文学就是文学。法国诗人马拉美说，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它能成为一首一首的诗。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说，生活的结构不在于目的和行为，而在于篇章和故事。当然这些说法都有它的片面性，因为他是文学家，他看着这个生活就是文学。如果他是科学家，他认为这个生活充满了科学，他要是医生他觉得生活就是不断生病，不断治好，该吃药一定要吃药，该打针一定要打针。中国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里还写过，一个刽子手，是施行这个杀头的死刑的，所以他见着一个生人他就研究这脑袋要砍从哪里下刀最好。

但是文学确实跟生活有一致性。我写《青春万岁》是因为我深深珍惜、留恋、喜爱我这一代人度过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赶上了人民的大革命，赶上了旧中国的逝去和新中国的建立，赶上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相信这种激情并不是永远能够保存的，这种激情是需要把它记录下来的，不然不可能老保持着那么一种热烈的激情。等那么多的激情饱满的日子变成文学作品以后，生活获得了更长远的存在。

但是我也知道——我一开头不知道，后来越来越知道写作是要付出代价的，写作不是一上来，人家就都说这个小王蒙十九岁还能写作，更多的人也会质疑他写作是干什么，也不好好工作，不好好上班。我当时已经是干部了，是新民主主义、后来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东四区团区委的副书记了，你副书记不好好工作，写什么小说呢？我写作的时候都拿着笔记本，我不敢在稿纸上写。如所周知，我付出的代价还挺大，我不细说了，为什么呢？付出代价也很好。

我有一句话，有朋友很喜欢我这句话：好事坏事都是好故事，好事坏事都是好题材。你有好的经验当然非常好，你有负面的经验，悲哀的经验也非常可贵，尤其是爱情，失恋的小说比恋爱成功后来生了三个孩子，五个孩子，五个孩子还都当了处级干部的故事更感动人。五个处长的故事看完了你不会多么感动。但是你要看失恋小说，你会同情扼腕。

当然如果你要让相声艺术家分析，他会说这是由于人的自己思想，人性的不好的那一面产生的现象。你看着那人倒霉呀，你会同情他，同时你也会有庆幸感，你比他走运是不是？可是你要看他成功了，他买了一次彩票就中了彩，一下子发了财了，你看完那个火就上来了，说你这叫什么本事，这叫什么成功，吹什么，你会很讨厌他。你们如果写作，如果想一辈子写作，就要考虑到可能发生的种种困难与曲折。

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的一个报纸，有一个对全世界几百个作家的采访：你为什么写作？其中德国有一个作家，也是得过诺奖的——君特·格拉斯，我到他家里去过两次。他说写作是因为我别的事儿都没做成。我不知道，我解释不了，但对此语极感兴趣，我到处引用这个话，这样，我得罪了一批我最敬重的比我年轻个十几岁的写作同行。他们说，别人糟践文学就够可以的，你王蒙怎么出来糟践文学？可是我又觉得我不是糟践文学，为什么对这个说法感兴趣？经过了大约三十到四十年以后，我才慢慢明白了。

其实我并不认为是某人各种事儿都没干成，大笨蛋，所以只能写作。相反的是，因为写作，很多其他更实际的事您就顾不上了。很多更有实效的事儿，能得冠军与发财的事儿，能立刻就有这个大成就的事儿您都办不成了。这个话里有一种作家的孤独和苍凉感。

不是说拙笨懒惰，只好写作，而是他投入了写作以后，则其他方面的拙笨、神经质、不成功、不懂事、碰钉子、讨人嫌都暴露出来了。所以毛姆在他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里写到法国的一个大画家——高更，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银行中级职员。但是他三十多岁以后迷上了艺术，表现失常失态，他的夫人花钱委托私人侦探调查，最后得结论说他迷上艺术了，他夫人哭了，说如果他有外遇，我有足够的信心一两年之内就让他把那个美女抛到一边去。如果他是和黑社会在一起，我现在就给他送到警察局。如果他吸毒，最多三年我把他送戒毒所纠正过来。但是他迷上了艺术，我不是艺术的对手，我们的家庭灭亡了，我的这个丈夫灭亡了。首先他会失业，第二他的信用卡失效，因为没有人相信迷上艺术的人会及时还钱，等等。当然这是毛姆故意写的，用反话称颂艺术的超凡脱俗。一旦文学艺术起来，确实也有痛苦受挫的这一面。

我再讲一点稀奇古怪的，似乎是负面的东西，但是它很好玩儿。我们佩服的国外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是托尔斯泰，一个是巴尔扎克，从数量上说没有人能超过巴尔扎克，他的《人间喜剧》，光长篇就是一个系列。但是我看过法国的电影《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每天忙着写作，五十一岁就死了，他写的那么多东西，他是一个大个子，他经常发的牢骚是什么，“文学妨碍了我的生活，文学妨碍了我的爱情”，他没工夫去讲爱情。就像香港搞的那个译制电影，写俄罗斯音乐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他作的曲就是我一上来讲的《一千零一夜》——《舍赫拉查德组曲》。当一个美女看中了柯萨科夫时候，他看到了一幅画，这幅画引起了他做《一千零一夜》曲子的灵感。他把这个美女坐在他身边都忘了，连理都不理了。美女只好怀着最大的悲哀、失望和受侮辱感离开了他。所以，巴尔扎克说文学妨碍了他的爱情。另外，在法国的传记片里，其中还有一个《1890年的契诃夫》，契诃夫在苏联和俄国的文学里都是被当做文学的圣人来表现与塑造的。但是影片中契诃夫也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的爱情生活也有狼狈不堪的那种表现。

我为什么会花很多时间讲这个，我们要写作，我们要投身写作，同时我们要健康。我希望我们中国的作家健康，中国作家的自杀比率不是特别高的，这是我看蒋子龙先生的一篇文章说的。我们要充满着激情来写作，这个激情是没完没了的。正因为人生是有限的，因此生命对我们是宝贵的，而文学是延长的生命。文学记载生命，文学为生命和生活做证，文学能够在激动中同时要求我们的健康。因为我们中国文化要求健康，要求健康的文学。

咱们最古老最伟大的责任编辑就是孔丘。因为他编了《诗经》，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就是你的精神应该是健康的，思无邪，我的解释就是这样。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我们思想感情是多方面的，但同时我们对它是有所掌握的。文学是充满激情的事业，人写起东西来真是要死要活拼死拼活呀。写作是对生活与人的加温蒸馏与配制，没有足够健康的精神体质你会烧坏了自身。我们又反对极端，反对不健康的病态，反对不健康的变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党的领导，社会的责任感会使我们更加健康，会使我们能够更多地来提高自己的写作的品位，会使我们不断地突破自己。

写作人都是非常自信的，首先叫好的是他自己，他要不叫好他就不写了，写得很累，很枯燥。巴尔扎克说，“文学妨碍了我的生活。”我们听着他好像很不讲理，但这是真的。就连我写《青春万岁》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我写《青春万岁》的时候住在北京东四北大街331号，我们团的区委和区工会是在同一个楼里，区工会还修了一个大的舞池，每礼拜六晚上在那里组织工人劳模跳交际舞，所以那些舞蹈的舞曲，我从小就特别熟悉，《蓝色多瑙河》《糖果仙子》《步步高》《娱乐升平》，我都能背下来。可是我从来不去跳舞，因为利用那个时间我必须写作，写作是由于你爱生活，但是爱生活的结果，你得放弃相当一部分最快乐的生活，你得受那个苦，你还要等着别人的白眼儿。虽然也有很多人物保护你、支持你。

然后说到突破自己，我这一辈子，因为我毕竟已经过九十岁了，我在这儿如果要是自个儿牛一下的话，还不会显得太过分。我干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九六三年在我参加中国文联读书会的时候，决定了调往新疆，我必须突破我的北京城市生活学生生活的这一面。我在新疆很快就和当地的人民，各族同胞，尤其是各族的农民打成一片。一九六五年，因为当时的形势已是“文革”前夕了，我留在乌鲁木齐不是最好的选择，自治区党委就把我派遣到当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巴彦岱红旗人民公社任二大队副大队长，按现在来说是副股级干部，我到了农村。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林渤民同志，六四年与我谈过话，一个是欢迎我到新疆来，一个是希望我能下去，一个是希望我学习维吾尔语。林渤民同志说，深入生活是要和人民搞恋爱，搞恋爱不能带翻译。我没有辜负他对我的希望，我可以讲很好的维吾尔语。

后来是过了几十年以后，我发现我还有一个优点，这对写作的人绝对是优点。我是社牛，我跟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很快都成为朋友，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我现在回到我劳动过的伊犁的农村，当时的孩子现在也都是这么长的胡子了，一个个男的女的见着我搂着我就哇哇在那儿哭，作协的同志都见过。接受采访，谈我在新疆那些年，我说，“新疆的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结果我说的这句话，有几个小女生在那儿调音摄像的，她们都哭了，因为这是我真实的思想，在我的作品《在伊犁》《这边风景》里边，你们可以看到我真正爱人民，爱人民是你的幸福，爱人民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爱人民的作品才是幸福的。

再谈一个就是学习，这一辈子我体会的就是学习。我的学历有限，但是我真爱学习。除了维吾尔口语，应该是2018年，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叫CCTV9，它的一段英语对谈，全部半个小时我是用英语谈的，关于中国作家的命运，这到现在我都能记得很清楚。跟我对谈的人是新华社长期驻外的媒体工作人员田薇。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这是一个大作家，他死了，他的遗嘱遗产管理委员会邀请我到那儿去写作六个月，我说六个月不行，缩减一下六个星期吧，那么我到的第一天干了什么事？我报名参加了德语学习班，六个星期学不会德语，现在完全不敢说我会德语，但是我会用德语叫出租车。

有人问我说你学这什么目的，我也不知道什么目的，但是我爱学习，我始终认为学习在前目的在后。比如说你学个语言，现在需要用了，你临时学你来得及吗？你必须前二十年就学，这才用的上。

在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主持对我的欢迎会，主持人是栗原小卷，我讲的是日语，我是在日据时代上的小学，小学3年级就开始有日语课，我学过啊。所以一些日常的表达我都学过。

在官方场合，我用哈萨克语讲话三次，讲话词都是艾克拜尔·米吉提替我写的，我自己基本上不懂，但大概意思我知道，它跟维吾尔语有某些接近之处，就像上海话和北京话那个感觉，既不同又不陌生。我在阿拉木图和当地作家见面，当我用哈萨克语讲的时候，下边欢呼，我把一切好听的话都说了，同志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邻居们、哥们儿们、亲戚们、亲人们，学习学习学习，到时候该用自然都用上了，没有别的用，起码让你少干点儿没劲的事，不好的事儿，有缺点的事，低俗的事，你把那个时间都放在学习上多好，活一辈子，学一辈子。毕淑敏告诉我说日本的说法叫“成长到死”。

顺便说一下，刚才有人说我是著作等身。王某这著作等身，因为他个矮，如果我要是姚明的话，我著作等身我得再写一百年。可是个儿又高又著作等身，但是活得命又短的作家就是巴尔扎克。我们写作不是一时的事情，不是偶尔的一玩儿，写作是大事儿。曹丕的说法，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写作是生命的光辉，写作是生命的永远，很多事儿别人会忘记，但是写作哪一篇就是哪一篇，我希望我们的文学写作是一个真正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伟大的事业。

特约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