沩水河拐过煤炭坝的残煤山时，土陶罐里沉睡的酒米醒了。

我攥紧父亲那支缠着矿用钢缆的钓竿，八百米煤矿井下的星光突然炸裂——

宣统二年的煤镐声仍在老窿里回响。煤炭坝的汉子把地火炼成黑金，五亩冲矿井的罐笼吞吐着光绪年间的煤尘。父亲二十来岁下井时，工长将印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铝饭盒拍在他怀里。升降机坠向-380 中段时，矿灯劈开的光域里，煤屑浮沉似沩山毛尖的茶雾。二十多载井下半蹲，他的腰腿疼得似巷道顶板压弯的坑木，却总说“硐子里的渗水比沩河还甜”。铝饭盒倒扣在煤堆上，“安全生产”的红漆字在矿灯下浮成血色光斑，工友们围坐着喝刀豆花煮的酸辣汤，腊肉油星在安全帽里晃成月亮。“这汤有地心的劲道。”他笑声震落的煤尘，多年后还粘在我校服袖口。

直到寒湿钻进骨缝，他才攥着转岗单挪到地面食堂。铁勺替代钢钎，竟又守了十载打饭窗口。改制风刮塌矿工俱乐部那夜，父亲把长柄铁勺倒插在菜汤桶里，搅动的漩涡中浮沉着二十多年煤尘。“酸辣芋头要沉底托油花，砂仁糕蒸肉得浮面锁香气。”他给新来的帮厨示范“三沉两浮”诀窍，手背上暴起的青筋仍是提钻机的弧度。工友们总在窗口多塞两个土鸡蛋：“杨师傅的辣椒炒肉能呷光三碗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