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临近蛇年春节的一天，我正从开元寺回旅店，收到柏麒发来的微信，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观潮十周年庆祝活动。他发来一个考察路线图，一个线头，连缀起榕江两岸东湖、葛洲、新旧汕头的4个海员俱乐部。

我和柏麒结缘于水手计划赞助基金。当我在国内重走李希霍芬之路，他去往越南，探寻潮汕华侨在海外留下的老房子。这也是他目前的博士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以建筑学为脉络，重新审视过去三百多年潮汕人在全球各地留下的历史与文化痕迹。万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来自他故乡的水手，成了我的考察对象。

观潮是一家专注于电影媒介的非营利机构，致力于“潮汕世界”的挖掘建造和“世界潮汕”的游走串联。陈柏麒和搭档、他的高中同学陈功铭，是这个机构的两位发起人。

如何理解潮汕世界和世界潮汕？以这次活动的主办地东湖村为例，这个侨乡2024年的常住人口只有6000人，但旅外乡亲高达1.3万人，分布在东南亚和美英荷加澳等国。类似的数字可以放大到整个潮汕民系：中国内地讲潮汕话的人口数量和海外相当，差不多都是1500万。海外自有一个新潮州。

“在潮州，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几乎与整个明王朝相始终”①。经历过18至19世纪以来的两次海外“过番”高潮，海外潮人如今分散在东南亚和全球各地，开枝散叶。

“19世纪初，往返于中国和暹罗的船只上，水手都是潮州人。那时候，一艘载重8000担的戎克船需要90名水手。水手没有工资，但他可以获得7担的贸易货物量。哪怕是最底层的水手，也可以学着成为这个行业的合伙人。”梅利莎·麦柯丽在《遥远的海岸》里写道。

从这句话里，可以解读出那个年代为何类似东湖、葛洲这些靠海吃饭的乡村会有这么多海员，以及过番成事的可能。某种程度上看，潮汕人走向世界，是以水手这个身份开始的。

坐落在澄海的“岭南第一侨宅”陈慈黉故居，向我们默默讲述了一个潮汕水手成为泰国首富的成功史。1840年，陈慈黉的父亲、15岁的前美村村民陈焕荣前往樟林港，在货运公司找到了一份水手的工作，这家公司的船只往返汕头附近沿海与东南亚之间。十多年后，当陈焕荣用攒下的银元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名叫乾泰隆的小行号时，不会想到自己为陈氏家族开创了一个横跨东南亚的商业帝国。

华南师大的陈椰这几年有些“不务正业”，忙着修祖宅、张罗火帝庙祭祀。在观潮分享活动中，他特别介绍了自己家族下南洋的历史。樟林港是红头船的故乡，在火轮船抵达之前，这里是东南中国继广州后最大的贸易港口。

观潮音乐会原计划在严氏家塾举办，严福添是这家祠堂最大的出资者。汕头开埠后，严福添像很多东湖人一样，乘着红头船出海谋生，成为一名水手。他后来当上了香港一家船务公司“丰庆轮”的水手长。回东湖老家造别墅时，他把丰庆轮图案画在了照壁上。

漫步在东湖村，会在街头巷尾看到很多空置的别墅洋房，大多都是华侨遗留下来的。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乡侨终于可以回来探亲，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海员。村里于是盖起了海员俱乐部，用作招待这些回乡探亲的华侨。

一山之隔的葛洲村除了拥有众多华侨海员，还被卷入了1980年代的香港电影新浪潮。因为水墨画般的村景，它被选为导演严浩、张婉婷拍摄《似水流年》《八两金》的取景地。刚刚建起来招待回国海员的俱乐部，也成了斯琴高娃、张艾嘉、洪金宝等艺人下榻之所。

前年的盛夏观潮期间，严浩被请回来故地重游。四十年一晃而逝，“他表面上乐呵呵，说这里变化不大啊，但一到开机的天后宫就哭了。”柏麒回忆说。他们还偶遇了村里一个八十岁的老婆婆，老人家还记得当年陪顾美华淋的那场雨，留着当年洗刷的一口铁锅（道具）。

也是平生第一次，我从书本之外，从一位村口巷子里走过来的普普通通的老人的嘴里听到“安南”（越南）这个词。

我们在葛洲参观的最后一处“船员古迹”便和安南有关。这座建于1933年的精致洋楼取名“训庭别筑”，业主陈训庭，在汕头、西贡、香港等地为停泊船只提供轮船配餐服务，俗称“交菜馆”。这座“叠楼”结合了潮汕“四点金”传统建筑格局与法国殖民地巴洛克装饰风格，风格独特。边上还有一块3000大洋买下的巨大海石，上书“陈宅己石”作为私界标志，叹为观止。

已经无法考证，陈训庭当年的交菜馆里最受船员们喜欢的菜肴是什么。为了招待“家人”，无论是乡宴还是短片放映，观潮都把节目设计成“两头甜”，讨个吉利。百人乡宴的最后一道菜是晶莹剔透的东京丸，取自潮汕特产竹薯，据说东湖的最佳。甜味倒是老旧汕头港的特色，过去的潮糖，后来的太古糖，曾经都是这里最大宗的贸易产品之一。

观潮人的好客之道，乡宴大厅里的热闹，让我想起了翟理斯一个半世纪前在这里的遭遇。1877年，这位协助发明了威妥玛拼音（由此发展出邮政拼音，比如汕头是Swatow）的英国汉学家，从汕头沿韩江出发，前往广州。第二天晚上，他看到韩江上船火通明，不免心生落寞之情。

“这些游舫涂成蓝色，从船上传出的吉他声和木制的中国乐器声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