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条“北大博士后为做研究送半年外卖”的新闻，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博雅博士后陈龙跻身公共讨论视野。

作为每天穿梭在城市里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外卖骑手构成了这个平台经济时代里最典型的零工样本。

早在2018年，陈龙就开始了对外卖骑手群体的研究和体验。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加入了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一个骑手站点，扎扎实实地跑了半年外卖。

2024年年底，他将自己亲身体验和研究的结果和16万字的采访资料，汇集在了新书《数字疾驰》里。

陈龙在前期调查时发现，仅单一平台的公布数据，就有约300万外卖员，“但这300多万人不是在一个实体的公司，而是分布在全国2000多座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每天走街串巷，看起来杂乱无章，但都能准时准点地把外卖送到你手里。”陈龙好奇，这背后的主导秩序究竟是什么呢？

本应赋予人更大灵活度的数据，如何编织成困住人的庞大网络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本对劳动控制的强化、系统及其背后的“数字控制”，又如何构成了今天这种独特的劳动秩序。

《数字疾驰》共分为三篇，从骑手团队的人员构成，到亲身上路跑单的亲身感受，从“人造单王”女骑手，到“挂单”“报备”等具体而微的平台漏洞，全书以“网”“线”和“点”的结构，将骑手与平台系统、商家、顾客、站点、保安甚至交警之间的复杂互动模式串联起来。

如今，书中详细呈现的几位受访者，大多都已经不再送外卖了。有的去南方进了工厂，有的做起了保险销售，有的回老家带孩子。

结束研究后，陈龙又花了三年多时间进行样本搜集与采访。最终，他得出结论：随着科技进步与资本对劳动控制的强化，平台、系统及其背后的“数字控制”，构成了新的劳动秩序。

也正是在切身体验过这一职业后，陈龙意识到，从某种角度而言，系统的确可以困住骑手，但永远无法真正困住人，也无法参与真正属于人的灵活性与复杂性。

以下是陈龙的讲述。

成为他们

在成为外卖员之前，我几乎没有点过外卖。

2018年夏天，我还在念博三，住在北大的一栋学生宿舍。每天下楼，都会碰到很多外卖骑手云集在门口等着学生下来取餐，但我天天见到他们，其实都有点熟视无睹。

后来，是在导师的建议下，我最终决定将这一“最熟悉的陌生人”确定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

确定下来后，我意识到自己首先得成为外卖骑手。而且成为一天两天、一两个月的外卖骑手还不够，我必须熟悉这个群体的工作模式。

我到网上去投简历，用地址为山西老家的过期身份证，编了一堆假的经历，几经辗转，最终成功加入了位于中关村食宝街的一个站点兄弟连。

站点的性质有点像平台的加盟商。外卖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平台是直接雇佣骑手，但随着骑手数量越来越多，平台就不想雇佣了。因为雇佣的成本很高，要签劳动合同。于是，他们把骑手的招募和管理外包给劳务公司，加盟商们会把某一片区域的平台订单都承包下来，设几个站点，按站点招募骑手。

中关村这个团队号称是中国最早的外卖骑手队伍之一，成立于2015年，如今已从十几人的小团队发展壮大到了八百余人的大团体。我刚加入的时候，当时的站长说过一句话：“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那么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

不过，送外卖第一天，我只送了9单。那时候比现在贵，一单能赚8块钱，一天下来，我赚了72块钱。

刚开始我跑得比较节制，下午三点收工后就去找骑手做访谈，跑得也不太专心，满脑子想着我的调查。我仍然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的。

但随着研究进展阻滞不前，我越来越焦虑。这种焦虑大概持续了一个月后，我意识到不行，必须先放下研究这件事，全心全意地投入跑外卖。

我所在的中关村兄弟连，毫不夸张地说，简直是“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创业失败的、身负债务的中年人，也有2024年那部电影《逆行人生》里徐峥饰演的曾经的中产。

对他们来说，送外卖是一项可以立刻来钱的工作，不需要高学历、技术门槛低，一辆电瓶车，一部手机就行。在北京，如果非常努力地跑，一个月还是能拿到1万～1.5万元，这对很多三四十岁忽然失去工作的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这几年一直有传言，说外卖员的平均学历越来越高。最开始是某平台发布了一份数据报告，经统计，外卖骑手群体里本科以上学历者高达20万人，研究生学历甚至达到7万人，高学历外卖骑手占比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