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恐怕没有人会怀疑。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把酒与诗的关系说得很直接，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喝酒的李白，到底会写下怎样的诗篇，或者说不喝酒的李白还会不会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

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酒是舒缓情感的重要载体，但说只有酒能解忧，就太绝对了，不喝酒的人有了忧愁怎么办呢？所以酒并不是解忧的唯一方式，何况酒也是助兴的一种物质载体。有忧愁可以喝酒，有快乐也可以喝酒，甚至无聊寂寞，也可以斟上一杯酒，或许在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酒中岁月长了。

酒在古代也是应对不良政治的佳品，魏晋时期司马氏政权，排斥异己，杀戮成性，阮籍担心说话暴露自己的政治态度，就以醉酒度日，一醉就是六十天，以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保全了自己。刘伶用酒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醉酒后放浪形骸，行为常常匪夷所思。更荒唐的是他年轻时坐鹿车出行，随身带着一壶酒，让人拿一把锄头跟着，说“死便埋我”，也就是我在哪里喝酒喝死了，就把我埋在哪里。酒实际上成为刘伶这一类人的一种生活。

以上无论从调节情绪、文学创作、应对政治和参与生活等各个角度来看，酒与一个人的精神修养、行为意识和文化心态密切相关，简单来说，酒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生命的载体。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与酒的关系相当特殊，他特别好酒，但酒量又比较差，或可以用“小高快”三字来概括：酒量小、兴致高、醉得快。他自己说有三不如人：唱曲、饮酒与下棋，饮酒果然是他的弱项，但他能得酒趣，就像他说唱曲不如人，却是填词高手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兴趣与感受不一定成正比。我们看他怎么说自己喝酒：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书东皋子传后》）

这简直是一段神奇的文字。苏轼说，关于喝酒，我有两个天下第一：一是天下最不能喝酒的人；二是天下最喜欢喝酒的人。要把这两个天下第一放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真的是一件神奇的事情，苏轼居然做到了，可见非常之人果然有非常之事。看来苏轼的“好饮”只是说创造饮酒的氛围，他自己说，大家在一起，即便自己不喝，就是看着客人端着酒杯，心里比客人还要舒畅，好像酒进了客人的肚子，而酒意到了自己这里。苏轼因为多次被贬，闲居的时间也就特别久，而一旦闲居，到访的客人也就特别多，客人来了当然要摆酒，苏轼说的好饮就是喜欢招待客人饮酒的意思。他一度说恨不得“移家酒中住”（《和陶神释》），那是因为喝酒既然是一种生活，直接生活在酒中，就省掉了造酒、买酒等程序，进入一种要喝酒便来，喝醉酒自去的境界。

关于酒量问题，苏轼一直比较低调。他一再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题子明诗后》），“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和陶饮酒二十首》诗叙），“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把自己喝酒的身段放得很低，只是说自己爱喝一点酒，这到底是故意做个姿态之语，还是实事求是之语，就需要我们仔细去分析了。

苏轼说即便喝上一整天的酒，也就是“五合”的酒量。这个“五合”在今天到底是多少的量？可能要作一番推算才能大致了解。五合相当于现在的半升，也就是332毫升，50毫升相当于现在的一两，那苏轼喝一天酒，总量差不多有六两多。能喝六两多，看起来也不错了，但你要知道苏轼喝的是黄酒或者果酒，酒精度一般在15度上下。关键这六两多的酒还是喝一整天的量，这个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过苏轼的酒量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譬如在惠州，他就说过“弟终日把盏，积计不过五银盏尔”（《与程正辅》四），状态佳胜，似乎也有大饮十三银盏之例，但无论如何，苏轼的酒量总是偏少的。酒量差的人一般尽量回避喝酒的场合，而苏轼居然每天要整一点。所以我们知道，在苏轼看来，喝的不是酒，喝的其实是一种心情。苏轼说“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倒是一句很老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