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不仅是“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也是最早的法律文献。其中《大禹谟》记载了舜与皋陶的对话，舜曰：“刑期于无刑。”（虽然用刑但期待达到无刑的境界）这反映了舜的刑罚目的观—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则是实现该目标的策略：以“法治”辅助“德治”。明五刑是“董之以威”（刑罚惩戒民众），使其知法守法。辅五常之教是“戒之以休”（用美德规劝民众），使其和睦相处、友爱谦让，从而构建出一个没有犯罪行为的和谐社会。这一刑罚思想被我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奉为刑罚圭臬，至今仍然值得继承与发扬。

“刑期于无刑”的哲学基础

《史记》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鼻祖。《大禹谟》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提出了“正德”的概念，这是舜构建“刑期于无刑”观念的根基。“正德”，就是使人们的道德行为正当，向善而行。“德为善政，政在养民”，管理者明德，便可施行德政，行善于民。民众明德，便能遵循五常的道德规范，使国家安定和谐。

以积德行善为出发点，舜主张爱惜生命，“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这种珍视生命的思想是舜主张“刑期于无刑”最直接的哲学基础。自夏商两代起，思考人性、关爱生命一直是中国独特的生命哲学传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十问》记载了一段尧与舜的对话，尧问于舜曰：“天下孰最贵？”舜回答曰：“生最贵。”舜明确肯定生命是最珍贵的，是必须尊重和保护的。既珍爱生命，又为何用刑？因未受道德教化者，常常悖逆不经，于他人生命有损。而制定刑罚是辅助德教的手段，孔子云：“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孔子家语·五刑解第三十》）这与舜主张“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出发点一致。制定刑罚威慑犯人，推行五教德育百姓，都是为了使百姓能知所避趋，奉行五典，从而无人犯罪，更无需使用刑罚了。而且出于对生命的爱护，舜帝推行的是“宽刑”。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舜帝将刑罚当成手段，而非目的，因此推广宽厚不苛的刑罚制度，更直言宁可遗漏不经之人，也不可错杀无罪之人，这都源于舜对生命的敬重。

“刑期于无刑”在中国古代法制中的各种表现

对“德”的不懈追求与独特的生命哲学传统衍生了“刑期于无刑”的法律思想，它作为我国刑罚目的观的起源，逐渐固化为一种制刑传统，决定着中国历代刑法制定的发展方向。

（一）西周萌芽时期

根据《尚书》的文献记载，周代制定刑罚亦是为了辅助德治，以期消灭犯罪，达到无刑之治。《吕刑》是公认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专著，周穆王为了推行慎刑的主张，首先追述了刑罚的历史，十分赞同舜的刑罚目的观。其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