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登基常伴随着一项重要的仪式：改名。这虽不必须，却十分常见，和儒家“为尊者讳”的传统密切相关。帝王既是九五之尊，就该称孤道寡，百姓也需要避讳以示尊重。所以，帝王为体恤百姓，往往首选生僻字改名。最常见就是取一个带有“日”字旁的生僻字，例如五代后梁的建立者朱温，称帝后就改名“朱晃”，名中有一个“日”；而宋太宗赵光义，原名赵匡义，因为其兄长赵匡胤登基称帝，他需要避讳，就改名为赵光义，赵匡胤死后他继位当了皇帝，就又改名为“赵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似乎再没有比太阳更能象喻人间帝王至高无上权位的了。
南唐政权共传一帝二主，将近四十年光景，除了先主李昪在改国号的同时改名，中主李璟、后主李煜都是在登基的同时改名。无论是有意识的模仿，还是潜意识的共识，三代君主均以含有日字偏旁的新名字，寄寓自己江山永固，甚至统一天下的美好愿望。而改名的历程也恰巧应合其个体命运变化和国家兴亡的历史。
李昪
南唐开国君主改国号为唐时，改姓更名为李昪，自称为大唐后裔。实际上，各种史料虽然对李昪的出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对于他伪造自己祖先的线索却都透露出一致的端倪。
以《新五代史》为例，认为李昪本姓李，小字彭奴，字正伦，父亲名叫李荣。他“少孤”，六岁丧父，自幼失怙，原名早已不详，史书上只记载了他的小名：彭奴。中国人起名字一贯有起个贱名好养活的传统，男孩子小时候不好养，就会起一个贱名作小名，而魏晋以来，“奴”字更是广泛应用到长辈对小辈的称呼之中，含有某种特殊的亲近之意。而彭奴不仅名贱，《新五代史》更言他“世本微贱”，身份地位也很低下。但综合各种史料，《南唐史》的作者任爽先生认为：“‘世本微贱’与‘唐氏苗裔’相比，虽较为可信，却同样缺乏根据，结论未免有些草率。”所以，李昪的身世早已不可确考，我们唯一能够确定是他并非大唐苗裔，至于他的父亲是不是李荣，是哪个李荣，甚至他原本姓不姓李，各种资料均存在很大争议。任爽先生据李景达与李德诚之女成婚事认为：“李昪即位的时候，不仅没有冒充唐室后裔的打算，甚至从未考虑自己原来姓李这件事。既然李昪不可能是唐室后裔，而且原来也不姓李，那么，无论哪一个李荣，都不可能是李昪的生父。”（《南唐史》）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身逢乱世，李昪恐怕很难有所作为。但时势造英雄，小彭奴仪表不凡，年少的他流落异乡，遇到后来创立吴政权的杨行密，被惊为天人，《新五代史》的记载是“奇其状貌”。杨行密在这个少年身上看到不可限量的未来，不知他可曾想过这未来是通过篡夺他杨家的吴政权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站在杨行密的角度，会发现他似乎以伯乐自居，把狼当作千里马引进了自己的居室。当然，收养义子是晚唐五代割据政权扩充自己势力、拉拢人才的常见方式。俗语云“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在生死存亡的战场，往往只有至亲骨肉、父子兄弟才能悍不畏死，临危救难，相互配合。而亲生儿子有限，自然流行收养义子。但是杨行密的儿子容不下李昪，因此，杨行密把他推荐给身边的大将军徐温，改名徐知诰，从此这个生而不凡的少年开始拥有了资源和机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屡立奇功；在朝堂上从容斡旋，拉拢平衡，智计不凡，管理有方。
公元937年的冬十月，徐知诰接受吴国国君杨溥的“禅位”称帝，建立大齐政权。时隔两年，徐温的一众子侄请求尊贵的皇帝恢复本姓，徐知诰谦让说不忍忘记徐温的养育大恩，犹豫不决，遂与百官商议，百官联名奏请皇帝恢复本姓。公元939年，已经称帝两年的徐知诰终于“恢复”自己的姓氏，正式改名李昪，同时改国号为唐，自称为李唐王朝后人，声称自己的政权是唐王朝的延续，历史上便把这个政权叫作“南唐”。
其实，南唐和已经灭亡的唐朝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而李昪既然很可能都不姓李，也就更不可能和唐王朝存在血亲关系。逻辑上李昪既然经过充足准备，在登基两年后改姓、改国号，并编造了详细的世系图谱，对其攀附的血亲就该有一致的记录，但各种记载却存在出入：有的说是唐太宗之子吴王李恪的后裔，有的说是唐玄宗之子永王李璘的后人，陆游的《南唐书》认为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玄孙，也就是四世孙等，可见这在当时已被传为笑谈，到今天更已不可确考。在政权的初创期，和李唐王朝攀上亲戚，符合这个刚刚建立的王朝的利益。复兴李唐皇室的大旗能够成为一块遮羞布，盖过这场以禅让为名的掠夺，让李昪政权的取得和建立变得更为合理，稳定人心，堵住悠悠的议论之口。当然，在那个不断发生以臣弑君的人伦悲剧的乱世，政权的平稳更迭对于本国的百姓来说已经是福非祸。
“昪”字比较生僻，是日光明盛的样子，犹如南唐的建立，李昪稳固政权后，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举措，使南唐逐渐成为十国政权中疆土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李昪的人生正好大致划分为三段，他的三个名字也正好代表了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彭奴—徐知诰—李昪，字正伦。每一次改名都是一次跨越阶级身份的巨大跃升。
彭奴代表了他悲惨又低贱的童年，即使少年丧父，流落异乡，也仍被杨行密和徐温看重收养；自从成为徐知诰，这个少年开始拥有了晋升机会，开启了他文武双全的名将权臣生涯，甚至取杨吴政权而代之，一跃成为皇帝，建立了徐齐政权；李昪无疑是他人生的巅峰，他建立大齐两年后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自称为唐室后裔，开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辉煌历史。可以说南唐二主尊贵的身份起源于李昪的努力，南唐的日头也果真是在李昪这里升起的。
李璟
和“昪”相比，“璟”的本意是玉的光彩，比“昪”要逊色很多，有什么能比得上太阳的光彩呢？在李昪以至多寻常甚至微贱的身世得到徐温的收养，又与李唐王朝攀上亲缘关系的传奇甚至诡秘的身世面前，李璟改姓更名的过程虽然稍显复杂，却平实许多。
李璟初名徐景通，是李昪的元子，字伯玉，登基后改名李璟。但是李昪、李璟死后，葬在南京的祖堂山（牛首山附近），而南唐二陵出土的重要资料中有玉哀册和石哀册，在李昪随葬的玉哀册中，李璟自称为“瑶”：“维保大元年，岁次癸卯，十子嗣皇帝臣瑶……”（《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我们据此得知，原来在徐景通到李璟之间，他还曾改名为“瑶”，“瑶”就是美玉的意思，和他的字伯玉关联密切，《南唐二陵发掘报告》的撰写者认为李璟在刚登基时曾改名李瑶，后来出于瑶字比较常见、不易避讳的原因，又更名为李璟。这在表面上看来顺理成章，但鉴于“瑶”这个名字在安葬李昪时已经有了，李璟继位前后情况又比较复杂，在一切尘埃落定前应无暇改名，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李璟是被“待如太子礼”时已经为了避讳，改名李瑶，正式登基后又更名为李璟。
中国人名字的中间一个字是记载排行的，所以兄弟之间往往都有一个字相同，到今天也是如此。李璟这一代的排行字就是“景”，所以他的二弟李景迁、三弟李景遂、四弟李景达、五弟李景逿，都有一个“景”字。成为太子、继而成为皇帝的他如果不改名，兄弟就都得改，比如雍正帝叫胤禛，他没有改，他的兄弟就将这个记录排行的“胤”改为“允”。古代制度一旦被立为太子，已经有避讳的现实需要了。例如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初名成德，就是为避当时的太子胤礽（胤礽的乳名是保成）讳，改纳兰成德为纳兰性德。李昪要立李璟为太子，李璟辞让不受，李昪下令臣民通信时用太子的礼节对待李璟，并大赦天下，所以，很可能李璟就是在这时改名为李瑶，登上帝位后，考虑到“瑶”字常见，避讳不便，且不够吉祥，更想取个和日相关的名字等因素，又更名为李璟，同样和他的字密切相关。李璟在治国用人上虽然都是庸才，但也确实是公认的史书里走出来的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
可惜的是，南唐最终在和后周的战争中节节败退，为此，李璟不仅割让了长江以北的大量土地，削去帝号，向后周称臣，甚至仓皇迁都，还将这个耻辱带到了自己的名字上，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中，以北方政权为正统，南方政权均视为“僭越”，因此记载李璟的名字也都写为“李景”，这是向后周称臣后，为了避郭威的高祖郭璟讳，改名为“李景”，但这个“景”字本是李璟这一代人的排行字。虽然在南唐内部，李璟使用的还是带王字旁的“璟”，但是在官方，他确实已认可了不带“王”字边的景字！堂堂帝王，俯首称臣，还认可了以自己排行字单字为名。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南唐实亡于李璟”，并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可，这似乎在改名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我们同样来梳理一下：徐景通—李景通—李瑶—李璟—李景，字伯玉。三代君主中，李璟的名字最多，也最复杂：出生时作为徐知诰的嫡长子，徐温是他的祖父，他叫徐景通，是名臣之后；随着李昪称帝建立南唐，复姓为李，他也跟着改姓为李景通，是明主元子；后来被待如太子礼后，改名李瑶，开启了他的准太子生涯，积累了诸多政治资源；登基后又改名李璟，正式成为皇帝；后因战败向后周称臣，削帝号，为避讳改名李景，成为国主，南唐从此再无和中原一战之力，他的排行字成为单名。算来李璟真是频繁地为避讳而改名：在南唐，作为位尊者，他体恤兄弟和百姓；在更广袤的大地上，作为位卑者，他畏惧刀兵和权力，打不过只好俯首称臣，最后的这个“景”字可以说是他的耻辱。
李璟的名字也和李昪一样，可以代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这也并非巧合，一个人会改名，总有些外在或内在的原因，对他个人而言，也往往意味着新阶段的开始。而这就方便我们从姓名入手，掌握南唐三代君主的人生轨迹。
李煜
南唐后主李煜初名“从嘉”，他生于七夕，且生有异表，在李煜的父辈和祖辈看来，他的面相是“嘉”的，是美好的，所以他们希望能跟从、顺应，乃至于印证这份美好，所以取名“从嘉”，字重光，更是比喻累世盛德，辉光相承。正如屈原在《离骚》的开篇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屈原列举自己的“内美”，这和我们今天所谓的内在美的概念很不一样，“内美”是与生俱来的美，具体到屈原，就是我的祖先是谁，我的生辰八字多么不凡，我的名字多么美好。即令屈原骄傲的“内美”是自己显赫的家世、不凡的生辰八字和美好的名字。而这些无疑李煜也有，还加上一条：他有不凡的相貌。
他的相貌让父辈、祖辈欣喜的同时，也让一心执着于皇位的哥哥李弘冀颇为忌惮，李煜本人没有野心，于是他就一味示弱，但是居然就靠着退让躲闪获得了国主之位。后世人对李煜的态度往往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是因为没有充分的“理解之同情”的缘故。在李煜看来，如果乱世为王，武略更胜文韬，为何命运要选我上位？要打仗，兄长李弘冀胜我何止百倍？要综合素质，叔父李景遂心机深沉，亦远胜于我。而我能够继位，仅仅由于“内美”。基于先天和后天的养成，每个人都有自我设定和与之相符合的生存策略，并且往往会持续一生，没遇到重大变故不会改变。这个策略因人而异：有人坚信努力才能有回报，有人则秉持宿命观点，这也让他们的人生选择截然不同。对于李煜来说，退让躲闪，与世无争，逃到自己钟爱和熟悉的生活中去就是他的生存策略。换言之，或许就是迷信所谓的“天命”。既然一个人可以靠所谓的“内美”不努力获得王位，难道还不可以靠相同的策略守住王位，甚至光耀南唐的江山吗？过往的经历让他心怀侥幸，李煜登基时，将自己所有期许都放进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名字里，他直接改名为“煜”，是光耀、照耀的意思。他盼望他的天生异相能够给南唐带来好运。换言之，他的自我定位就是“南唐吉祥物”，想荒唐地靠颜值镇住南唐的江山。只是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国家的败亡和屈辱的囚徒生涯，而他真正成为一轮日头重新升起，照耀的却是万古的词国江山。
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李煜的名字，似乎在三代人中最简单，姑且将姓徐的两年多尚未记事忽略不计，就是李从嘉—李煜，字重光。李煜生来就有帝王之相，被命名为从嘉，而三个月后南唐的前身徐齐政权成立，他从来无意皇位，却意外登基成为南唐国主，他也期盼着能继续依靠“意外”，光耀南唐，改名为李煜。李从嘉代表他无视权力的幼子的无忧生涯；李煜则代表他拥有权力后的有求有待的人生。
或许我们可以再加上几个参照系来深入理解这位词人：他给自己取了很多号，如“莲峰居士”“钟隐”等，以此表达自己对佛教的信奉和归隐的志趣，这是他的自我认同，他的所有行为逻辑也来自于此。面对权力危险的触角，他一直采取退避躲闪的态度，终日乞求佛祖的庇护，逃避生活中的隐忧。登上王位前如此，兵临城下甚至破国亡家后依旧如此，这种归隐的思想也体现在他的两首《渔父》词中：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鳞，世上如侬有几人。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李煜的作品真挚自然，往往倾向于直抒胸臆，对权利的淡漠又给他的作品增加了几分洒脱自由的况味。李煜的幸与不幸在后人看来都有些传奇的色彩，似乎仅仅依靠生有异表，不必努力就获得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他也寄希望可以这样守住自己的国家，直到不得不面对国破家亡。
亡国之后，他肉坦出降，被宋太祖封为“违命侯”，赵匡胤也没有想到，这个一直选择退让的南唐政权坚守到了最后一刻，所以给了他一个屈辱的封号“违命侯”，说他“违命”，自然是不听话，伴随着这个封号而来的，是全方位屈辱的囚徒生涯。而南唐国破，他又被后人称为李后主。毕竟当一个国家灭亡了，“吉祥物”还能有优渥的生活吗？他将要面临的自然是物质的困窘和精神的屈辱、践踏，最终李煜在残忍的虐杀里告别人世。亡国后，“违命侯”是他的现实敌人给他的屈辱封号，李后主则是后人对他政治身份的总结。
当李煜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他将这种痛苦直抒胸臆地写入词中，他的名字就伴随着一种新兴文体词冉冉升起，并且熠熠生辉，万古长明，后世论者纷纷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甚至一致尊他为“千古词帝”。只要讲到词，没有人能避开这个闪闪发光的人。在文学领域，“千古词帝”是后人颁发给他的永久勋章。
日边清梦断
被认为婉约正宗的著名词人秦观有一句词说“日边清梦断”，本意当然是日光惊扰美梦，比喻自己美好的愿望、理想在现实中碎裂，不是在写南唐君主，但是我却在整理这部分资料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句词：三代君主为“靠近太阳”而改名，何尝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日边清梦”。而把成为太阳的春秋大梦写入三代人的名字，成为标签，让千年后的我们看见，最终也没有逃脱“断”的结局，不由得让我们“事后诸葛亮”地想：这场关于终极权力的期许终究是个白日梦，早已被大浪淘尽、雨打风吹去，不朽的反而是在文学史上，南唐二主词中李璟的委婉心事和李煜在最屈辱的生涯中的血泪文字，凡此种种，都被后世读者反复咀嚼，乃至千古传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