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限制社交”下长大的我,也成了专制家长
周五下午,我去幼儿园接侄子放学,遇到老师在和一位家长解释:“小孩子打架很正常。怪我到中午他们睡觉时才注意到孩子脸上的伤,问了下,说是凡凡挠的……”
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右脸蛋上的伤口有半个指甲盖那么大,流的血已经结成痂。家长的愤怒显而易见,但站在老师身边的肇事者还在冲着侄子挤眉弄眼,一看就是过分活泼的性格。原本我还想继续看会儿,学一点双方家长对峙的经验,但侄子不配合,在他的催促下我们离开了。
路上,我问他今天在学校怎么样,有没有被人欺负,如果被人欺负了,不要害怕,一定要告诉老师和家长。因为在我眼中,侄子是个敏感内向的小孩,遇事会吞在肚子里,不敢告诉老师,也不敢和别的孩子争辩,我们大人必须帮着过滤掉身边的危险项。
“你说凡凡吗?他可不听话了,常老师正讲课呢,他还站起来转圈圈。他中午都不认真睡觉,滚来滚去,还摸我脸。但他是我的好朋友。”
侄子俏皮地讲着凡凡的故事,我却满脑子警铃大作,想象着侄子可能被欺负、被带坏的景象,而他和凡凡的好朋友关系,似乎被我忘到九霄云外。我把车子蹬得飞快,到家后第一时间把情报传递给弟媳,并在旁撺掇她和老师聊一聊,尽量别让侄子和太调皮的孩子混在一起。
情绪激动的我,似乎浑然不知自己又掉进了和“好学生”才能做朋友的陷阱,开始用成人世界的刻板印象干预孩子的正常交往。我忘了小孩子也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的世界不是我们眼中固化的世界,我应该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要和凡凡一起玩,凡凡有哪些闪光点,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一旁的弟弟淡定地听我说着,用手机拍下我的动作,发在微信群里,末了不忘点评:“你这一套动作,和咱妈真是一模一样。”
我之所以对这件事极度敏感,还要追溯到我小时候。那时,我十一二岁,妈妈三令五申:“不要和成绩不好的同学一起玩;不要和男生交朋友;不可以和坏孩子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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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恋爱婚姻家庭·青春》202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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