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杜黑在现代军事理论界可谓声名远播，很多人把他与“空权论”紧紧联系在一起，仿佛两者存在某种等价关系。其实不然。读杜黑《制空权》一书（实际上是杜黑四本原创的有关“制空权”的合集，分别为1921年《制空权》、1928年《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1929年《扼要的重述》和1930年《19XX年的战争》）可知，杜黑的军事思想远较此更丰富。除“空权论”外，现代意义上的“总体战”“速决战”“首战制胜”最早也是杜黑提出来的，而且杜黑还是最早建议组建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等现代国防组织的军事思想家。更重要的是，他的所有论断或“预言”都是基于现实、面向未来并经过严密论证得来的，甚至可以说他是“研究未来战争”第一人。

最早提出并系统地阐述“空权论”思想

早在1909年，也就是距离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仅仅6年时间，杜黑便对制空权理论便有了清醒的认识：“从现在开始，有必要熟悉关于空中作战的概念。所有航空兵部队必须按照现在支配陆、海军的类似观念加以组织，只是要考虑空中作战的特点……作战飞机必须能在空中作战和对付其他空中武器，而不仅是用于执行特定的任务如观察、联络等……空中作战不仅要解决飞行技术问题，还要解决航空兵部队的准备、组建、使用等许多问题，并且要求建立军事学术的第三分支——空军战术……今天我们充分意识到掌握制海权的重要，但不久制空权将变得同等重要……陆军和海军不应把飞机看作是只能在特定环境中起某种作用的辅助力量，而更应把飞机看作是战争家族中第三位兄弟的诞生，它虽较年轻但并非不重要。”这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的，表明杜黑的非凡洞见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

1921年《制空权》一书则是杜黑对其“空权论”思想的系统阐述。直到那个时候，也“只有极少数人粗略认识到作战飞机的前景，对于飞机用作国家工具而产生的总的战略原则根本没有什么认识”。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并接受胜利者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他给“制空权”下的定义为：“一种阻止敌人飞行、同时能保持自己飞行的态势。”此外，围绕这个核心概念，杜黑提出组建独立空军、重点发展轰炸机、适度发展战斗机（驱逐机）、成立航空委员会、发展空军军事学术等诸多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并留下许多经典的至理名言。

与米切尔、特伦查德等其他几位早期空权论者相比，杜黑的“空权论”不仅提出时间最早，而且推理严谨、说理充分。此外，杜黑是对“制空权”理论投入最多的军事思想家，他一生的绝大部分军事理论著作都集中于“制空权”理论。世人将“空权论之父”的荣誉给予杜黑，可谓实至名归。杜黑去世后世界上发生的历次大规模战争（战役），均可视为对杜黑“制空权”理论的检验与印证。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飞机本身性能不高，“制空权”理论表现不甚明显，那么随着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近年来爆发的纳卡冲突、俄乌冲突，越来越证明杜黑“制空权”理论的先见之明——“制空权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在战争中赢得制空权的一方将享有决定性的优势”，“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并接受战胜者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

当然，作为一个超越时代的“预言家”或“推论家”，杜黑的言论难免有些偏颇或偏执，后世对此多有批评。但在笔者看来，人们对他的批评本身应当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予以审视。例如：由于没有预见到现代精确制导弹药的出现，杜黑说：“空中轰炸自然永远也达不到炮火那种准确性，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准确性是不必要的。……轰炸目标总应是大型的。小型目标不重要，不值得注意。”由于没有预见到雷达、防空导弹的出现，杜黑以为防空是一件异常困难、耗资巨大且收效甚微的军事活动，因而对防空作战持坚决否定态度。由于没有看到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出现，杜黑指责高射炮“射击不准确”。由于对航空炸弹的轰炸威力过于乐观，同时又没有充分考虑侦察监视、毁伤评估等问题，杜黑讲道，“一次轰炸突击必须能彻底摧毁它所指向的目标，从而免除对同一目标进行第二次突击的必要”。后来的战争表明，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但无论如何，瑕不掩瑜，杜黑“制空权”理论的核心观点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原因很简单，时代越发展，空中打击力量越强大，未来战争围绕“制空权”的斗争将越激烈，战时各国受“制空权”影响也将更为明显。

最早提出“总体战”思想

人们通常将“总体战”理论的提出归功于一战末期德军统帅鲁登道夫，因为他在1935年出版了一本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专著《总体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