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顾颉刚提出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大致可以理解为两种类型：一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表达的狭义之说，论述的是古史帝王的出现时间和次序，具有一元单线的特点；一是《答刘胡两先生书》《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等文献透露的广义之说，论述的是古史帝系的演进，具有多元多线的特点。顾颉刚的狭义说与崔述《考信录》存在深刻而重要的差异。顾颉刚的广义说包含了狭义说，可以视为虚构（＋传说）—移并—层累说。在学界的辩难中，广义说又形成两种变体：杨宽的分化（＋虚构）—移并—层累说，徐中舒、李锐的传说—移并—层累说。前者与顾颉刚的广义说关系更紧密。明确“古史层累造成说”的不同内涵和流变，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影响深远的学说，也有利于上古史研究的开展和推进。

关键词 顾颉刚 “古史层累造成说” 崔述 “神话演变分化说” 古史传说

〔中图分类号〕Ｋ０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５）０１－０１０５－１２

顾颉刚以１９２３年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标志，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简称“古史层累造成说”），阐述了对传统古史系统的认识。这一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非议。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出土文献大发现，先秦史学界利用新出材料重估“古史层累造成说”，依然呈现出两极分化般的对立情况。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顾颉刚自《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以后，又先后在《答刘胡两先生书》（１９２３年）、《〈古史辨〉第四册自序》（１９３３年）、《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１９３５年）等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传统古史系统的认识。这些认识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看法有同有异，从而使得“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内涵变得复杂起来，隐约呈现异同相间的两套论述。

可惜学界对“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分析，往往聚焦于最早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而很少考虑《答刘胡两先生书》等文献。先秦史学界少数兼顾早晚期文献的学者，对于“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复杂内涵和不同类型也未深入辨析。近现代学术史领域中，虽然不乏对杨宽、徐中舒等批评者观点的观察与分析，①甚至有非常深入的比较研究，但同样未注意到“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复杂内涵和不同类型。放宽视野，可以准确完整地看待批评者与顾颉刚之间的异同，并能全面把握顾颉刚对古史系统形成的认识。

综合《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两先生书》等文献，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类型，两者的论述对象和内涵有着明确区别，而广义说又在学界的辩难中形成了另外两种变体，三种变体异中有同，或者说同大于异。有鉴于此，本文首先辨析“古史层累造成说”的两种类型，并比较狭义之说与崔述之间的异同，然后申述顾颉刚的广义之说及其变体，进而分析三者之间的异同。

一、顾颉刚的狭义“古史层累造成说”———兼论与崔述说法的异同

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共包含三点内容，第一点集中体现了他在狭义层面对传统古史系统的认识：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这段话论述的焦点是传统古史谱系上的帝王，当然也可从中推阐出对传统古史帝系的认识（详下）。按照传统的古史系统，历史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的，然后由三皇到黄帝、神农，再到尧、舜、禹，这些早期帝王轮番登场。但是，顾颉刚的看法与此截然相反，他认为传统古史谱系上的那些帝王，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禹（西周），然后是尧舜（春秋），其次是黄帝、神农（战国），再次是三皇（秦），排在最前面的盘古反而迟至汉代以后才出现。

顾颉刚看法的实质，是传统帝王谱系上的早期帝王的虚构性。因为帝系上排在最前面的盘古在汉代之前的典籍上没有出现过，到了汉代以后才出现，那么盘古只能视为汉代以后的产物；三皇在秦代以前也没有出现过，到了秦代才出现，那么传统帝系上靠前的三皇只能被视为秦代的产物。同理，黄帝、神农只能被视为战国时期的产物，尧舜只能被视为春秋时期的产物。传统帝王谱系座次中排在三皇五帝之后的大禹，反而早在西周就已出现，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传说人王。由此可知，相较大禹，盘古、三皇、黄帝、神农和尧舜都是后世虚构出来的。

仔细审视，顾颉刚对古史帝王的认识，其实属于一元单线的层累。这里的“一元”是说，盘古、三皇、黄帝、神农和尧舜这些传统帝系上的早期帝王都出于虚构，别无更早时期的可靠来源和依据。“单线”是说，这些帝王每一个都是在一个确定的时代被截然虚构出来的，依次出现、有条不紊，绝对没有类似于三皇在黄帝之前或者黄帝在尧舜之前出现的情况。

由此出发，既然传统帝系上的早期帝王都是后起和虚构的，那么三皇五帝这套传统的大一统帝系自然不可能是真实的，而应属于后世建构的虚假谱系。这一点，可以视为顾颉刚狭义“古史层累造成说”的潜在看法。因此，《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所提出的“古史层累造成说”的第一点内容，重点在于阐述传统古史谱系上早期帝王的虚构性，同时也可推阐出传统古史帝系的虚构性。这两层含义，前者是中心和基础，后者是边缘和引申。

值得指出，顾颉刚虽然认为帝王谱系具有虚构性，但是对于帝王谱系的虚构特征———也就是传统帝系的演进和形成过程———其实并未过多着墨。顾颉刚只是锚定了盘古、三皇、黄帝、神农、尧、舜、禹在历史记载中出现的时间节点和早晚次序，至于他们所组成的帝系的演变情况，顾颉刚并未加以申述。学界通常将顾颉刚对帝王谱系演变的认识设定为下面这种情况：禹→禹—尧舜→禹—尧舜—黄帝、神农→禹—尧舜—黄帝、神农—三皇→禹—尧舜—黄帝、神农—三皇—盘古。这是一种逐个出现的直线向前的层累。顾颉刚虽然主张帝系的演进呈现叠加、拉长的层累大趋势，但并不能解读为上述这种单向的不可逆的层累。也就是说，依据他的论述进行逻辑推理，那么就不会排除帝系的演进可能出现缩短、歧异甚至于颠倒的现象。比如在已经出现了盘古—三皇—五帝的全序列帝系之后，依然会出现盘古—五帝之类的短序列帝系，盘古—三皇—Ｘ（黄帝、神农和尧舜禹以外的人物）之类的异序列帝系，甚至于五帝—三皇—盘古之类的逆序列帝系。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解决：如果单看第一点内容的前一句，“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那么所谓的“古史期”似乎是在说古史帝系而非古史帝王，因而可以认为顾颉刚主张一种直线向前的不可逆的帝系演进，也就是在出现盘古—三皇—五帝的全序列帝系之后，绝对不会再出现前面所说的短序列、异序列和逆序列帝系。不过，１９２６年顾颉刚在《〈古史辨〉第１册自序》中回顾他当初提出该看法时说：“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从中可以看出，顾颉刚重点强调的仍然是伏羲、神农、尧、舜和禹这些古史帝王的出现次序和时间早晚，也就是“发生的次序”，而非“排列的系统”。“排列的系统”指的是三皇五帝这套传统帝系，作为大家普遍认知中的既成事实，只不过充当了顾颉刚论述的背景和衬托，他着重分析的还是“发生的次序”。因此，所谓“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其实是对“古史层累造成说”第一点内容后一句有关古史帝王的出现次序的概括和总结，并非顾颉刚对传统帝系演变的说明，更不可因此认为顾颉刚持有直线向前的不可逆的帝系演进观念。

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理清顾颉刚的看法与崔述之说的异同。众所周知，清代中期的崔述也怀疑过古史帝系的可靠性，而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则受到崔述的启发。不过两人之间到底有何异同，学界并未深究，通常认为顾颉刚只是把崔述的说法系统化和理论化而已，两者并无太大不同。这其实属于严重的误读。试看崔述《考信录提要》的说法：

大抵古人多贵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于庖牺（伏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故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也。

这里的意思是，孔子整理《尚书》，古史帝系起于唐（尧）虞（舜），司马迁撰作《史记·五帝本纪》，帝系上溯到更前的黄帝，明代的《纲目前编》《纲鉴捷录》则追溯至更遥远的盘古。崔述的这一看法，还见于《补上古考信录》和《曹氏家谱序》等文章中。他的核心意见是，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传统帝系，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后世逐渐叠加和拉长的。换言之，崔述讲的是帝王谱系在不同时期的长短，他关注的焦点是帝系的演变和形成过程。如前所述，顾颉刚重点关注的是帝王谱系上早期帝王的出现时间早，而非帝系的演进。这是崔述与顾颉刚之间的最大差异。

顾颉刚不仅认为传统帝系是后起和虚构的，更认为早期帝王也是后起和虚构的，而崔述只认为传统帝系是后起和虚构的，并不认为早期帝王也是如此。对于崔述来说，伏羲、黄帝和尧舜是本来就有的，只不过孤零零地存在，彼此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到了后世才被编织进大一统帝王谱系中，有了先后递嬗的关系。前引《考信录提要》所说“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其中的“采择”就透露出这层含义，意思是原本分散孤立的早期帝王被组织编撰到一个谱系中去了。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下卷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层意思：“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崔述认为，伏羲、神农和黄帝可能出于传闻，属于传说中的悠远人物，他并未像顾颉刚一样主张他们在史籍中出现的时间非常晚（“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也就是并不否认他们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一点，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说：“故余于伏羲氏之前，但取《易·序卦传》文冠之篇首，附以《孟子》上世葬亲之语，以见其太古之大凡。其余三皇、十纪之说概不载也。”意思是，伏羲之前的上古史记述需要摒弃，而伏羲以下的内容则可信据。崔述在这段引文之后编纂了伏羲、神农、黄帝、炎帝以下古帝王的历史，体现的就是这一看法和理念。

可以说，顾颉刚在吸收崔述有关古史帝系演进认识的基础上，从对古史帝系的怀疑，进一步上升到对古史帝王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