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数字经济驱动下新型灵活就业形态已成为传统就业的重要补充形式，稳固和提高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对于实现稳就业保民生重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数字生活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分维度影响及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生活能显著提高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生活会通过社会资本增强效应和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提高灵活就业质量。分维度检验发现，数字生活改善了灵活就业者的薪酬福利待遇、就业环境及保护、主观工作感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生活对青年、男性、农村户口、签订劳动合同、高技能、高互联网普及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灵活就业者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文章可为加强数字化变革下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决策参考，也为针对不同类型灵活就业群体制定差异化举措，进而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数字生活 灵活就业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 就业质量

〔中图分类号〕Ｆ２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５３－１２

一、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下，人们的生活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数字生活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智慧共享的新型数字生活”，提倡加快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升级，创新发展“云生活”服务，深化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融合，拓展社交、购物、娱乐等多重领域的应用。在此趋势下，数字生活的不断赋能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行为与生活方式，其深远影响正逐步扩展到就业领域的每个角落，特别是对灵活就业产生了革命性影响。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灵活就业者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工作模式和时空界限，而是能够借助数字平台跨越地理限制，实现工作与生活的更好平衡。

与此同时，数字生活覆盖下，多种灵活就业形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力市场注入大量动能，灵活就业群体已成为传统就业的后备军，甚至在个别行业占据主要地位，为稳定和保障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调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随着灵活就业数量的持续攀升，高质量灵活就业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一环。然而，与传统劳动关系有别，灵活就业作为非正规就业的延续，其雇佣关系模糊且不稳定，对灵活就业质量提出了新挑战。灵活就业者多呈现高龄化、农村化、低教育水平化等弱势特征，面临劳动关系难以明确、工资水平偏低、工作时间冗长等困境，其就业质量普遍低于正规就业者。因此，数字生活虽有效扩大了灵活就业规模，但其能否提高灵活就业质量，进而促使全社会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亟须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大致分为两类，第一支文献主要探讨数字生活的定义。有别于宏观层面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本文侧重研究微观层面的数字生活。国外学者较早对数字生活的定义展开诸多有益探讨，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将数字生活定义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一种新型生存方式，既涵盖人类应用数字技术进行生产、生活的生存模式，又包括共享、利用信息的生存状态。赫斯等则将数字生活定性为一个研究领域，发现数字生活是受到数字技术强烈影响的私人生活。数字生活的目标广泛且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促进就业、提升心理满足、增强生活品质等领域。然而，上述文献多从定性角度探讨数字生活，并常从单一视角评估其作用效果，本文则充分考察数字生活的内涵定义和影响效应，在综合框架下从数字化应用程度和数字生活参与度两方面刻画数字生活，包涵数字化通用应用程度、数字化社交应用程度、数字信息获取重要性、数字工作重要性、数字教育参与度、数字娱乐参与度和数字购物参与度共七个维度的量化指标，力图全方位衡量人们参与和融入的新型数字生活方式。

第二支文献涵盖数字经济及数字技术应用对就业质量、灵活就业等的影响。首先，已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就业质量提升。戚聿东等通过构建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指标量化就业质量，得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优化就业结构、改善就业质量。王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工业智能化可以通过降低制造业就业份额、增加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就业份额，提高就业质量。在此基础上，已有文献分别从不同主体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诸如研究数字经济对劳动者就业质量、农民工就业质量、瑏瑠非农就业质量瑏瑡的作用，但在机制分析上存在差异。探讨数字经济对劳动者就业质量影响时，田艳平和向雪风指出社会就业机会增加与信息搜寻成本降低是两个重要渠道；研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时，张广胜和王若男考察了重塑工作特征与促进机会公平两条机制。其次，聚焦本文研究的灵活就业群体，蔡宏波等发现数字技术应用能够促进灵活就业者收入的整体提升，且有助于缩小灵活就业性别收入差距。尹志超等指出智能手机的使用有效增加了个体参与灵活就业的概率和收入。尽管如此，现有文献仍主要探讨宏观范畴、省市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或灵活就业的影响。相比之下，本文识别并构建了与灵活就业者同层级的微观个体层面数字生活指数，旨在从更精细的视角评估数字生活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并进一步厘清数字生活对灵活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

概而言之，本文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变量构建上，本文构建多维度的微观数字生活评价指标体系，侧重从微观个体层面剖析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为数字生活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支撑和较为新颖的量化测度。第二，研究视角上，不同于既有研究考察单一层面如智能手机使用对单一维度如灵活就业收入的影响，本文对数字生活与灵活就业质量的分析均着眼于整体层面，通过对全局作用与分维度差异的探讨，全面评估数字生活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从而对已有研究形成重要拓展。第三，研究内容上，本文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与灵活就业特征，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考察数字生活对灵活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进而从灵活就业者的基本特征、劳动特征以及所在地区特征等层面充分探讨数字生活影响灵活就业质量的异质性效果，可为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更丰富有效的经验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数字生活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

根据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本文从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两方面重新界定就业质量内涵。功能性活动是个人现状的真实反映，本文中灵活就业者的薪酬福利待遇、就业环境及保护、主观工作感受是反映就业质量的重要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是指获取有价值功能性活动的能力，本文中灵活就业者实现高质量就业应具备的能力即为可行能力，包括社会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禀赋等。一方面，数字生活优化了灵活就业群体的功能性活动。依托数字平台，灵活就业者能够有效拓宽信息获取渠道，降低岗位搜寻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升薪酬福利。同时，数字化协同办公技术减少了对固定工时与办公地点的依赖，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弹性的工作时间与环境，赋予其充分的自主权，有助于提高工作舒适感与主观满意度，进而实现高质量就业。另一方面，数字生活完善了灵活就业群体的可行能力。借助数字技术提供的在线学习资源和技能培训机会，灵活就业者能够不断积淀专业技能，丰富知识储备，完善人力资本禀赋，提升职业发展潜力与竞争优势，获取优质工资待遇。此外，在线平台的广泛参与利于搭建就业互助网络，提供公开的就业信息、实用的就业建议与必要的情感支持，形成充分的社会资本积累与协作型就业环境，强化就业保护机制，缓解工作压力负担，改善主观工作感受，从而提高就业质量。综上，数字生活可以通过优化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提高灵活就业质量。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１：数字生活能够提高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

２．数字生活影响灵活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数字生活之所以能改善灵活就业质量，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强化社会资本和提高人力资本两种作用机制发挥传导效能。从内涵的深层次定义出发，就业质量的提升被视为一个全方位且多维度的发展过程，涵盖薪酬福利待遇、就业环境及保护、主观工作感受三个核心方面。基于这一综合性框架，本文深入探讨数字生活如何通过增强社会资本与提升人力资本的双重路径，进一步促进灵活就业质量的全面提升，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与逻辑关系。

（１）社会资本增强效应

社会资本水平是可行能力的体现之一。本质上，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呈现为结构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和财产社会资本三种形式。首先，结构社会资本指个人和群体间的社会网络，为社会生活联结的必要纽带。数字生活极大增加了灵活就业者的互动频率，突破了传统社交方式的地理与时空局限，从而显著拓宽了灵活就业者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扩张有利于加速信息获取与传播效率，提供高质量非冗余信息资源，节约搜寻成本及增加人职匹配度。借助人脉推荐，灵活就业者更易获取高薪职位，同时规避劣质岗位，保障自身权益，提高薪酬福利和就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