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战国诸子对“规矩”几乎众口一词的褒赞中，庄子及其后学是唯一思考过“规矩”限度的思想家。其中，既包含政治伦理层面的抗议，也有日常生活的反思。对于技艺活动而言，《庄子》所要求的“盖规矩”涉及法则在技艺知识尤其是“行家绝技”中的限度问题，包括“规矩”所包含的主客对立导致对性命的束缚、技艺授受层面“规矩”的不可传授性，以及作为可以言传的“规矩”对掌握技艺的不充分性。其意并非着眼于技艺的卓越，而是基于生存论上对逍遥无待境界的追求。将“默会之知”（进道之知）与“规矩之知”分别，道技之辨的问题也可以有新的关照。

关键词 技艺 规矩 糟粕 《庄子》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２０－１２

诸子百家中，庄子大概是最难用“规矩”一词衡量的思想家。《天下》言其“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躗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段文字虽未必是庄子本人的自画像，却足以显示其思想性格离“规矩”远甚。而以道统为己任的朱熹亦曾站在“规矩绳墨”的角度感慨：“庄子比邵子见较高，气较豪。他是事事识得，又却蹴踏了，以为不足为。邵子却有规矩。”“庄子跌荡，……却将许多道理掀翻说，不拘绳墨。”值得玩味的是，在战国诸子对“规矩”几乎众口一词的褒赞中，庄子及其后学也成为唯一思考过“规矩”限度的思想家。其中，既有政治伦理层面的抗议，也有日常生活的反思。本文聚焦于后者，试图呈现庄子如何以技艺修炼的方式转化和超越“规矩”所带来的束缚。

一、“工翺旋而盖规矩”

孟子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娄上》），规矩在工艺制作领域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它是否能成就真正的技艺，却非不证自明。且看《庄子·达生》这段对“工翺”画圆之技的描绘：

工翺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讨论这段文本的论旨，有一个对关键字“盖”的解释分歧需要提及，即“盖规矩”究竟是“过于”还是“合于”规矩。解作“过于”者往往凸显工翺技艺“精而又精”的面向。宣颖云：“盖，犹‘过’也，谓掩过之。但以手运旋，而巧过于规矩，精之至也。”王夫之则说：“方圆过于规矩也。……此言持志凝神，以守纯气，精而又精之妙合乎自然也。天之造物，何尝以心稽哉？而规之穷于圆者圆之，矩之穷于方者方之，飞潜动植，官骸枝叶，灵妙而各适其体用，无他，神凝于虚，一而不桎。”而解作“合乎”者则多着意于工翺所“旋”的结果。若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其实很难想象出一个人徒手画圆的精确程度会超过圆规，这会诱使注释者将“盖规矩”往“合乎规矩”的方向靠。吕惠卿云：“言任指之旋而盖乎规矩。盖则其画与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后合乎方园也。”奚侗则为吕惠卿以“与之（规矩）合”解“盖”提供了训诂上的佐证：“盖，假作‘盍’，《尔雅》：‘盍，合也。’工翺以指旋转而能合乎规矩。”此外，林希逸虽引《考工记》“盖之圆以象天地”解“盖”为“至圆之物”，而不以“合”解，但终归还是落在“中规矩”上：“言工翺制器之时，旋转其手，其圆使如盖然，自中规矩。”这样，“工翺旋而盖规矩”也就成为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的注脚。但在本文看来，以“合规矩”的解释虽在各自的脉络里有言之成理之处，却不如“过于规矩”的解释透彻，也不能传达《庄子》原文所阐发的“物化”主旨。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这些从结果是否够圆的层面来看“工翺旋”和“规矩”的关系的解释进路，本身就是对庄子立场的偏移。事实上，这段论“工翺”之前还有一段“旋中规”的论述，足可与此段的立场相发明：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以为文【父】弗过也，使之钩百而反。颜阖遇之，入见曰：“稷之马将败。”公密而不应。少焉，果败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马力竭矣，而犹求焉，故曰败。”（《庄子·达生》）

庄公认为东野稷御马技艺之精，连造父也不过如此，其评价的标准正在“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上。而颜阖却一眼看出东野稷的马疲困不堪：“其马力竭矣，而犹求焉，故曰败。”依此，“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已经让马处于“力竭”的状态，后来庄公所提“钩百而反”的要求，不啻压垮东野稷之马的最后一根稻草。颜阖能从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的状态推出“其马力竭矣”，这个立场落实到“工翺”的文本中，则“盖规矩”的超逸终不应限于“不逾矩”而已。“盖规矩”不宜作“合于规矩”解，还可从下面这段徐无鬼的相马之论获得支持：

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而未若天下马也。天下马有成材，若恤若失，若丧其一，若是者，超轶绝尘，不知其所。（《庄子·徐无鬼》）

相比《达生》“盖规矩”这一极其含混的描述，《徐无鬼》则直接为“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给出了正面对照：“若恤若失，若丧其一”。成《疏》云：“眼自顾视。既似优虞，蹄足缓疏，又如奔佚，观其神彩，若忘己身。”这样超凡绝俗、奔逸绝尘的骏马，若与《达生》中“工翺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相比较，除了实践主体和实践类型有所不同，二者所指涉的境界其实颇为一致。一言以蔽之，即船山“神凝于虚，一而不桎”是也。不桎于物，自然也不能被规矩所桎，则“盖规矩”当为“超过规矩”可明矣。

在厘清“盖”之涵义的同时，我们也了解了《庄子》在什么意义上说“工翺旋”能“盖”规矩：一方面，既然是“超过”，那么，这里对“规矩”的立场就区别于《骈拇》诸篇那种基于政治抗议而对“规矩”的决然否弃，而毋宁把它视为较为低级的、因成心而显得拙劣的活动机制。这种“意向性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为人所独有的，也是错误、失败、疲惫与死亡的根源”。在庄子看来，“中乎规矩”就是把某项要求强加于某种给定事物之上，这并不带来生命的丰盈，相反会导致削足适履、削腰适带的灾难性后果。如同那匹“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之马，看似把动作完成得精准到位，合乎规矩，其实却是被这外在的“规矩绳墨”所桎梏，“逐形外驰，而神已不完”，迟早会力竭而败。另一方面，在“盖规矩”与“规矩”的关系上，虽然就某种程度而言，“盖规矩”能传达“比圆规画得更圆或更好”的意味，否则也无以评判工翺“精而又精”的技艺，但《庄子》“盖”的关怀却不在此，而是落在“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上。如果说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走“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学者必先造乎规矩，而能驰骋变化于规矩之中”的加法路线，那么庄子“盖规矩”所实现的对“规矩”的超越，则全然依凭“忘”的减法工夫：“指与物化”，这是忘掉身与物的界限，如犹山谷论书法曰“手不知笔，笔不知手”是也；“不以心稽”，则要忘掉心与身、心与物的对立，最终所达至的境界是“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如此则主客俱泯，物我两化，这种由“忘”的工夫所达至的化境，其实也就是《逍遥游》所提示的超越“有用”而进入“逍遥无待”的境界。

《达声》关于工翺的寓言是《庄子》少数正面讨论“规矩”的段落，其所以要“盖规矩”，乃是基于生存论上对逍遥无待境界的追求。这种逍遥是主体的解放，它要求自我从对待的成心（即“有耦之我”）中抽身出来，通达“以天合天”之境。故庄子言“丧我”：“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耦”（《齐物论》），言“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等等，皆着眼于此。但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涉及的是法则在技艺知识尤其是“行家绝技”中的限度问题。即便是那些注重“法则”的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对于技艺已臻化境者而言，“法则”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甚至没有意义的。所以孟子有“能与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之言；而赖尔也坦言：“道德命令和应当命题在圣人和彻头彻尾的罪人那里是没有位置的，因为圣人早就超越了学习如何行为的阶段，而彻头彻尾的罪人还没有开始这样的学习，两者都不会考虑准则。”身为“规”“矩”“舟”“车”等器物的发明者，自己徒手画圆的技艺却又超越“规矩”的工翺，不正是赖尔所说的“早就超越了学习如何行为的阶段”因而“不用考虑准则”的圣人吗？然而与赖尔所主张的圣人因为精熟“规矩”而不假思索不同，庄子的“由技入道”之途似乎从不是通过“学习规矩”而来。正如戴卡琳指出的那样，《庄子》的教学对话表现出一种“反教学”的倾向。这一方面是《庄子》对“老师无心于教”这类故事的青睐；另一方面，即便老师有所教，也非“规矩”层面的技艺知识：“一般的教学活动往往会涉及知识、见解和技能的大幅传授，然而《庄子》的故事提醒人们重视这样的情况：教学之义也应当包含着不教、不管、无为、解除束缚或减损智虑。”事实上，如果留心庄子对笔下每一位技艺者的描绘，从庖丁解牛到轮扁斫轮、从痴偻承蜩到津人操舟，以及梓庆削餎、匠石斫垩，大马捶钩等等，其中问者都在不厌其烦地询问“有道邪”“何术以为焉”这类“法则”问题，但作为答者的技艺人同样不厌其烦地答之以技艺主体与外物间隔的化解上，这样的对比让人觉得似乎是《庄子》有意为之。就实际的技艺实践而言，《庄子》中所主张的“忘”或“无为”虽然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这一般被认为是“行家绝技”有意识努力后的状态呈现。且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绝对如此，学界是有争议的，至少约翰·塞尔（Ｊ．Ｒ．Ｓｅａｒｌｅ）就尤其反对那种以“没有任何心理状态：没有‘信念、愿望、意向，等等’”来表征“熟练应对理论（ｓｋｉｌｌｆｕｌｃｏｐｉｎｇ）的陈述”。在这位以“言语行为”的理论著称于世，并以其对“背景能力”的杰出阐释而为中国哲学所熟知的哲学家看来，“除了极少数奇怪的癫痫病例之外，所有的熟练应对都需要意识”。“当网球运动员（还有篮球运动员、木匠、哲学家）在进行‘熟练应对’时，他们是在有意识地努力做事。网球运动员首先是努力赢球，并且，例如，他尽力通过击中有难度的发球，以及接打更接近于底线的落地球，来获胜。所有这一切都是意向性的，全都包含‘信念、愿望、意向，等等’。”反过来，我们也许该认真审视一下《庄子》里面的技艺者形象，是否都有资格成为技艺传奇呢？试想，可否认为《达生》中所描绘的“长于水而安于水”的吕梁丈夫的技艺，会比那位努力激拍水面，并因这种剧烈且高强度的运动而饱受伤病与精神压力折磨的菲尔普斯（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ｈｅｌｐｓ）更加高超？在艺术创作领域尤甚，能否认为梓庆“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而成的餎，一定就比达·芬奇通过精密透视学与几何学计算而创作的《最后的晚餐》更见功力？这里笔者无意非要寻求和庄书中的技艺者一较高下，这也不符合庄子的本意，而是借这些追问来指出，仅从追求技艺的卓越层面来把握“忘”或“无为”的工夫议题很可能是不得要领的。这样问题便来了，我们知道，庄子对仁义礼乐之类的议题即使不持反对的立场，也是相当冷漠的，但他对技艺活动却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为什么庄子在对技艺活动表现强烈兴趣的同时，却不去关心技艺中颇为关键的“知识、见解和技能”这些“规矩”层面的东西，而更青睐“不教、不管、无为、解除束缚或减损智虑”之术呢？

二、“规矩”与“糟粕”

庄子对技艺活动青睐有加，是人所共知的事，但是热衷谈论技艺活动，却绝口不提“知识、见解和技能”这些“规矩”层面的东西，就值得思考了。庄子学派向来被贴有“反智主义”的标签，但吊诡的是，庄书却将对“知”的问题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养生主》以“庖丁解牛”的技艺寓言为后世学者所称道，但此篇开宗明义却是一段关于“知”的检讨：“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一论旨在同样善发技艺之论的《达生》开篇得到响应：“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其中的“不务”一词值得玩味，这让人联想到《齐物论》“圣人不从事于务”之语。《尔雅》释“务”云：“强也。”注：“事务以力勉强也。”可见“务”一词本身就带有外驰而求的性格。《达生》用“务”来形容“知之所无奈何”可谓别有用心，钟泰云：“不务者，不役心于是也。”在庄子看来，问题并不来自“无涯之知”，也非全然是“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造成的，而更来自这种逐知所带来的无可奈何感。颜渊会叹“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公孙丑亦有“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孟子·尽心上》）的感慨；而上文在对比庄子与当代哲学关于“熟练应对”时，所提到的因高强度的竞赛与训练而饱受伤病与精神压力折磨的泳坛传奇菲尔普斯，不正是因追求“知识、见解和技能”而导致“役心于是”的绝佳写照吗？显然，庄子对技艺的关怀并非出于知识的增长或技艺的通达，而是别有所寄，“养生”或“达生”无疑是其中最核心的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