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在钱玄同等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按“述而不作”（使用已通行的字体，不另造字）的理念，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324个字。因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反对，该方案被搁置。

上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再次被提上日程。当时提倡的是“汉语字母化”，汉字简化是“字母化”的一种过渡手段。如吴玉章所言：“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实现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

另据胡乔木回忆，此事与斯大林的提议有关：“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

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确立的文字改革方向是：（1）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2）整理汉字并提出简化方案。后者作为向前者过渡的一种权宜之计。

关于“汉字简化”与“文字拼音化”之间的关系，文改会常务委员叶恭绰说得非常清晰：“我们所要经过长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应当不是别的，而是拼音文字。正是因为拼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马上实行，所以我们才进行汉字简化来适应当前的迫切要求。如果简化汉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经过长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了。”

这种“过渡性质”的定位，降低了汉字简化所获得的学术待遇。比如，吴玉章认为，“即使（简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这种“权宜”，是当时的文改会成员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典型心态。

二

1952年下半年，文改会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共收入简体字700个。该稿送审后，反馈回来的指示是：“700个不够。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形体；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文改会依据“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的指示精神进行修改，但在具体保留哪些字、废除哪些字这个问题上，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只得先从700个简体字中筛选出338个流行广、争议小的简体字，拟出第二稿。

第二稿送审后被驳回，理由是简化字数量太少——第一稿送审反馈回来的指示是“700个不够”，第二稿只剩338个，被驳回也是情理中事。随后，文改会又通过简化偏旁、收入行草书写法等手段，拟出了第三稿，将简体字规模扩充至1634个。

“國”字的简化在50年代引起很大争议，郭沫若力主内中用“王”，理由是“此乃张王李赵之王”，但很多文改会委员不同意，认为封建色彩太重，后遂加一点改为“玉”。

第三稿引起了社会各行业的普遍反对。对印刷部门而言，第三稿意味着他们需要重铸1600多个铜字模，简直是灭顶之灾；草书写法的收入，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以前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系统，全都面临无法继续使用的问题……于是，第四稿又将印刷体简化字缩减为600个。

1955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正式对外公开。今天回头审视，这个《草案》存在许多明显的问题。试举几例：

（1）文改会曾定下不造新字的原则，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比如，“瞭解”的“瞭”，明明有约定俗成的“了”字可用，却非要臆造一个之前从未存在过的新字“（ ））”。

（2）一味追求减少笔画，往往放弃常用本体字，改取异体字。比如，“足迹”的“迹”，本该选用本体字“跡”，仅因“迹”字笔画略少，就弃“跡”不用。

（3）1500个常用字（以教育部当年所公布者为准），《草案》只简化了335个，这335个简化字，只占到《草案》简体字总数的22%。也就是说，《草案》中78%的简体字，并非常用字。由此可见其工作重心，已严重偏离了方便民众日常使用的初衷。

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出台。《方案》确定了515个简体字和54个简化偏旁。该《方案》有两个问题：

（1）收录了大量在民间流传，但未达到“普遍约定俗成”程度的简体字，像币、乡、仅、艺、疗等字，在当时均尚局限于部分行业使用。

（2）收录了不少新造之字，如仓、齿、块、伞等，均是以前并不存在的新字。

这两类简体字，占到了《方案》简体字总量的31%。它们给当时的民众带来了两大不便：

（1）新造简体字面貌陌生，语文教学遭遇了巨大困难。如“倉”被简化成了“仓”，但方案并没有将“搶”简化成“抢”，于是，学生不但需要学一个全新的简体字“仓”，旧有的繁体字“倉”也不能丢，既增加了学习负担，也显出“倉”字的简化毫无意义。

（2）《方案》带动了民间自由造字的风潮。有学者评价称：“由于《方案》在简化偏旁的使用范围方面，交代得不够明确，以致各简各的，使汉字的混乱达八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