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妹来到城里。

她无助的眼神漫过汽车与人群的嘈杂，飘向远方夹杂泥土与庄稼的家。起脊的红砖瓦屋，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她不得已舍弃，租住的三间小房，深陷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低洼处。房东开小卖铺，男人瘫痪多年，进货，看店，半夜送男人上医院，妹两口子成了这家名副其实的帮工。

天将黑，街灯明亮，拐角处传来熟食诱人的香。妹饥肠辘辘，骑车从十几里外的厂区往回赶。怕最后一个接孩子被老师责怪，心里既紧张又有点怨愤，她觉得自己成了钟表里的指针，一圈紧接着一圈，分秒不得停歇。

以往在家，菜饭娘早就做好，催她和孩子趁热吃了。白日里，娘打褙削底，十字绣格贴面，做好一摞白鞋垫。阳光暖暖的，麻雀叽叽喳喳，孩子在院子里玩耍，妹坐在东墙根，花啊草啊，在娘做的鞋垫上一针一线地纳。虽已为人妻为人母，门前那条土路从婆家到娘家，她依旧一天一趟地来回，似乎也准备这样一直下去。

妹放弃过一次进城的机会。一个农转非指标，转户口找工作，唯一一点是离家远。妹当时听了，不但没有惊喜，甚至不屑，好像家以外的地方都不值得她去稀罕。娘的头也摇成拨浪鼓，理由罗列一堆，好像妹离开了家天就会塌。

不幸的是，那些理想的细碎并没能遮蔽多久。

身边人纷纷进城，孩子们去城里上学，似一团乌云的累积、翻滚，逼得她一点点心慌、犹疑，不得不做出抉择。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似乎不紧跟在人家身后就是失职，就会损失惨重。

房租、学费、水电煤气、车流人流，洪水样裹挟了妹汹涌向前。是的，即使一百个不情愿，她还是收拾大包小包离开了家。孩子送小课桌吃饭，自己却去厂食堂给人家做饭。饭点一到，人乌泱泱涌来，堵塞的窗口一度令妹手忙脚乱。她掌勺卖饭，碰刺头瞪牛眼挑剔，妹像个没出过窝的雏燕，红着脸，手足无措。

还好，有工友及时上前解围。他们大多跟她一样，从离泥土最近的地方辗转而来，紫红色的脸上还带有阳光的温热。他们谈论种瓜点豆，谈论孩子老人鸡鸭，谈论各自乡村俚俗，在手脚不闲的忙碌中寻获一丝的慰藉。妹从不多言，但并不耽误她内心洋溢的欢喜。每次听，她就神思恍惚，如池面上漾起的粼粼波光，映照出跟娘一步一挪薅小苗、上高高房顶上为老玉米脱粒的情景来。

更闹心的是那个讨厌的女司务长，下班也不让人安生。纳鞋垫打毛线，扫房擦玻璃家里活儿都找她们干。为数不多的奖金攥在人家手里，她们敢怒不敢言，脸上挤出的笑仿若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一个月不见，妹的话愈发稀少，有时搜肠刮肚地冒一句，也像在极力掩饰冷场的尴尬。

两年后，妹两口子节衣缩食买了房。房子小，客厅勉强塞进一张沙发，两间卧室挤放两张大床，卫生间窄窄一溜，腿脚不并拢马桶都没法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