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亚的卡夫卡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自己在小说里从来不用“捷克斯洛伐克”一词，因为“这个复合词太年轻（诞生于1918年），既无时间根基，亦无美感”。昆德拉爱用“古老的波希米亚”一词，认为“从诗性角度来看，这是唯一可用的名称”。一九九三年“天鹅绒分离”后昆德拉的故国就叫捷克，利利落落的，不像那个复合词那样惹他诟病，但在他眼中大约仍不及波希米亚有美感。

在波希米亚度长假。疫情过后的布拉格游人如潮，响着各色语言。除去一战之后意气风发的独立建国时代，如今大概是捷克这个民族国家最为安定祥和的时期了。一年多来，时常漫步于布拉格的街街巷巷，亦断断续续重温卡夫卡，琢磨他短暂一生的行状，他的语言，他的认同。

卡夫卡的父亲自幼说捷克语，上过六年犹太德语小学，学了些基本读写。十九岁起在一支捷克军队服了三年役，退役后来到布拉格，住在犹太区，“三十岁上给新娘写信还有许多错别字，好些句子是他依样画葫芦从尺牍大全之类里抄来的”（克劳斯·瓦根巴赫《自述与图片中的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的母亲从小说德语，随家人迁居布拉格后住在老城区老城广场南侧一栋高档公寓里。老城区与犹太区仿佛两个世界，卡夫卡就出生在这两个世界的交界处。与柏林的本雅明、维也纳的茨威格相比，卡夫卡的母语德语颇有些另类，亦可称为布拉格德语。莱纳·施塔赫在《卡夫卡传》中推测，卡夫卡一家讲的德语“更多的是一种界线模糊不清的德语，混合着奥地利德语和意第绪语的特点，语法和发音上接近捷克语”。卡夫卡对德语情感复杂，曾在日记中写道：“犹太母亲不是德语的Mutter……用Mutter称呼一位犹太妇人而忘却其中的矛盾，这矛盾就会愈发沉重地压在心上。Mutter一词对犹太人来说特别德国化，不经意间包含着基督教的光辉与冷漠，被称为Mutter的犹太妇人于是就显得滑稽又陌生。”（1911年10月24日日记）这段话蕴含着语言、文化、宗教、认同等诸多话题，在各路卡夫卡研究中广为引用。卡夫卡的父亲双语并用，大约还是讲捷克语的时候居多。他不好读书看报，收工回家后喜欢打打牌，也骂人，“骂了捷克人骂德国人，还骂犹太人”，亦曾威胁卡夫卡说“我要把你像条鱼一样撕碎”（《致父亲信》），专横的外表或许掩饰着内心的脆弱。《乡村医生》一书是献给父亲的，当父亲的却只说了句“放在桌上吧”，这令卡夫卡难以释怀。卡夫卡大约从小就被他孔武有力的父亲吓怕了，未能设身处地地想想父亲是否读得懂他的大作。父亲一生辛劳求个体面，在儿子笔下却颇为不堪。秀才遇上兵，是秀才的不幸，也是兵的不幸。

在卡夫卡成长的年代，波希米亚大地上德语与捷克语势力此消彼长。彼得-安德列·阿尔特在《卡夫卡传》中谈到布拉格德语人口从一八八○年的百分之十四下降到一九一○年的百分之七点三，还谈到布拉格犹太人当中申报德语为主要语言的人数比例从一八九○年的百分之七十三点八下降到了一九○○年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七，认为“这一过程表明犹太人正在日益向捷克居民靠拢”。卡夫卡说着双语长大，他的母语是母亲之语亦是保姆之语。父母忙于生意整日不着家，家里的捷克保姆、厨娘、女佣皆与孩子们讲捷克语，捷克语对卡夫卡来说应该是一门有色香味、有烟火气的语言。一路接受德语教育的卡夫卡在中小学里也学习波希米亚语（捷克语），上小学时他的波希米亚语“一直都是最高分，甚至超过了那几个母语是波希米亚语的同学”（莱纳·施塔赫《卡夫卡传》）。上中学后家里还请一位捷克店员兼任卡夫卡的捷克语老师。卡夫卡欣赏捷克女作家涅姆佐娃的长篇小说《外祖母》，建议家庭女教师为他的妹妹们朗读这本书。他还定期阅读马萨里克一派的捷克语机关报《时代》，关注时代风云。一战后哈布斯堡王朝瓦解，民族国家抬头，小国林立，一个民族杂糅的中欧渐行渐远。终战时卡夫卡正患西班牙流感，待他九死一生后回过神来，已由哈布斯堡的臣民变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公民。卡夫卡捷克语出色且业务过硬，在一战后保险公司的人事大调整中保住了位子。卡夫卡的情人中犹太人居多，最有文才的那位米莲娜则是个捷克基督徒。卡夫卡请求米莲娜用捷克语给他写信，还在一九二○年五月一封致米莲娜的信中说：“我从未在德国人当中生活过，德语是我的母语，对我来说是自然的，但捷克语却让我感到亲切得多。”读卡夫卡的小说如《城堡》，犹太感觉若隐若现，读了日记则逐渐清晰，读了致米莲娜的情书简直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