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创新，工厂企业可以用更廉价的成本生产出一模一样甚至质量更好的产品，以历史的宏观尺度观察人类的技术进步是线性的和确定的，但是放在微观环境和较短的时间尺度内，新知识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扩展过程却充满了意外和不确定性，所以仅仅掌握了简单数学工具的经济学家显然并不擅长研究技术，后果很严重。

亚当·斯密观察到资本主义劳动所带来的丰裕，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但他将其归结为“劳动分工”，也就是不同的人进行合作，通过交换自己擅长的技能和产品来获取财富。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也建筑于此，即假定特定地域（国家）的特定人群（种族）能够比其他国家更高效地生产某些商品，相对地也有不如别人的商品，所以贸易交换可以实现财富的增长，尽管这是一个伟大的见解，但却遗憾地停留在解释技术进步的门口之外。不管是劳动分工还是国际贸易，财富增长的密码都来自劳动者对知识和技术的掌握，而不是对自然资源禀赋的占有，正如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其著作《知识与决策》（Knowledge and Decisions，1980）中写道：“我们最终交易的不是货币或物质，而是不同的知识。尼安德特人掌握着我们今天拥有的所有物质资源。”

劳动分工的本质是专业化，而专业化的最大作用在于加速劳动者的学习进程。波士顿咨询公司发现，市场上商品都基本遵循一个规律：生产和销售的规模每增长一倍，商品的生产成本会下降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所以将其命名为“学习曲线”，因为这一成本改善并不是单纯因为生产规模增加所导致的固定投入边际递减，而是生产者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创新技术导致的，例如著名的摩尔定律就是学习曲线在芯片行业的效应体现。

但是经济学家大多只关心物质的生产，并以此作为衡量财富的指标，依据这样的思想所构建的经济政策和激励往往是无效的，因为社会的真正财富并不来自静态的物质生产增加，而是新知识新技术应用之后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经济刺激政策只有在确实推动劳动者内在的学习进程时才是有效的。

过度关注物质生产这个错误从亚当·斯密那里就开始了，虽然他们这些经济学家看起来只是打算描述自己所理解的经济如何运转的事实，实际上却建构了一个经济—文化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只有被生产出来的物质，而不是知识被看作是财富，劳动者内在的学习进程不受关注，被统计的增长只是基于物质的生产规模的扩大。

问题在于，面包房师傅是不是永远比别人更擅长做面包，以及他永远只能做面包？

如果经济学家对财富增长的关注和描述仅仅停留在劳动分工，相当于假定在劳动分工之前，“学习”就已经完成了，知识是静态的，被从事特定劳动的人或国家垄断并永久占有了。这样的经济学不再是描述某种经济现象，而是在支持某种经济秩序，否定学习是一种动态的进程，进而否定学习既是解放人的发展潜力的工具，也是一项天赋权利。

基于劳动分工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抑制了后发者的学习潜力，长期看也阻碍了财富的增长，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为了赶超英国而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并且被后发的美国完全照搬，直至成长为全球贸易霸主，然后同样的事情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一遍。出口补贴和关税保护的贸易保护政策虽然看起来让国内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工厂占了便宜，损害了国内市场总体福利，但这些被保护的企业因此有机会参与到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之中，如果能够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知识和技术，那么原本没有优势的产业就有机会变得有优势。以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名义将不同人群的专业化固定下来，虽然短期看福利确实增长了，但却人为阻断了后发人群在陌生领域的学习进程和发展潜力。

物质生产的增长是有边界的，而知识和技术的增长却没有边界。依托于现有技术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只能在某种经济秩序之下维持静态的平衡的增长，非但不可能带来丰裕社会，反而会不断走向“热寂”式的经济死局，打破这种局面的唯有供给端持续的技术创新。

一九九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D.诺德豪斯向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真实收入和真实工资方式是否反映现实？照明的历史表明并非如此》。

经过严谨的计算，诺德豪斯证明同样一个普通工人如果要“享用”一百五十万流明的光亮（相当于100瓦的白炽灯一年每天点亮3小时），现代工人只需要工作十分钟，对应的工资就可以购买一个LED灯；而十九世纪的工人则需要工作一千小时，才能赚到足够的钱买一千七百支蜡烛得到同样的照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