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可以志传，也可以演义，文史两端有着复杂的交互关系。从前坊间所称“三国志”，通常指小说《三国演义》，而非陈寿所撰《三国志》。现存最早的明嘉靖本《三国演义》，书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十余种万历、天启间刊本，多称“三国志传”，或干脆作“三国志”。清初毛宗岗评点本与嘉靖本书名相同，亦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毛本卷首有一篇作为导读的《读三国志法》，即由《三国演义》叙事之义分疏历朝正闰，其中又说到文章手法，如“星移斗转，雨覆风翻”“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类，开列二十多条。毛氏的读法就是文史舛互，以“正统”史观混一历史与文学叙事，乃将小说当作史著来读，视如具有合法性的历史运程。

《三国演义》诚然是《三国志》的重述和改写，但作为文学叙事则另有意图。对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个如何演义的命题，亦自包含一套复杂的技术过程。

大约二○一○年前后，我开始研究由历史文本衍生的三国文学叙事，尤其是文本间的叙述关系，以及想象与情感之发生，先后出版《三国如何演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和《建安二十六年》（文津出版社2022年）两部专著。两书合计三十六个专题，从各自不同的书写旨趣和对应关系上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读法。如果仅就《三国演义》这部小说而言，我们可以感觉到它与国人心灵建构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但再看《三国志》，你会发现，陈寿撰史是寻求某种统辖性的历史存在，是将王朝兴替作为合法性的历史演化轨迹，原本亦是带有构想性的大叙事意图。简单说，《三国志》把握着概念性的圣王之道，在“汉—魏—晋”的迭代演进中，曹魏承前启后，自然成了“总御皇机”之枢纽；《三国演义》则明显不同于那种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而是强化政治伦理以分辨正邪，以汉室承祧关系和抗争性人格意识确立家国大义。史著和小说在各自的叙事目标之下，对于诸多事件都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这是我所关注的要点。

关于《三国演义》，清人章学诚谓之“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丙辰札记》，《章氏遗书外编》卷三），这是对照《三国志》（包括裴注）而言，所谓“实事”，依据就是史著。章氏这个说法被人广泛引用，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以为小说无非按照史书纪事敷演成书，或编排某些情节细节而已。查考二者叙事时间起讫，倒也大致吻合，都是从黄巾起事说到司马炎灭吴，大致是后汉中平元年（184）至西晋太康元年（280），凡九十七载。

既然事实俱在，框架已定，小说家似乎没有多少创造余地。其实不然。《三国志》是纪传体史著，以国别和人物为纲目，时间涣漫于各自事略；而《三国演义》系编年叙事，将时间—事件作为脉络，人物贯串其中。它以《三国志》各志纪传参酌《通鉴》纪事，捋出时序线索，调度场面，刻画人物，自是重新创作。但更重要的是，小说偏要颠覆史书叙事旨意。历来研究三国的学者无不注意到这个文史悖离现象：《三国志》奉曹魏为正统，《三国演义》主旨却是“尊刘抑曹”。关于曹刘之正邪优劣，是历史观和价值论之争，学者们最喜欢讨论这类问题。他们并不在意小说如何逆转叙意，失败的蜀汉如何演绎大义凛然的优胜记略，以及这背后的动机和意图，等等。而奇怪的是，二者叙事脉络大率相似—小说并未篡改三国历史的基本走向，最终还是替代曹魏的司马氏一统天下。然而，小说给人印象至深的却是刘关张的英雄人格，是复兴汉室的政治正义，是诸葛亮的智慧方略，总之是蜀汉的辉煌。其中自有小说家如何“演义”之种种要诀，对于这些，我在书中亦尽力作出探讨。

《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明之际，之前宋人说话有说《三国志》者，金院本和元杂剧亦有三国戏，均为早期三国文学叙事。孟元老所举“说三分”（《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就是宋代说话科目之一。苏轼亦记“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概称：“闻刘玄德败，频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是以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志林》卷一）可知自宋元说话起，三国叙事已嵌入政治伦理和人间情感。今存《三国志平话》系元代至治刊本，大抵为宋元说话人所用之话本，其文字粗率，头绪杂乱。《平话》本身未是称意的读物，但它为小说家开通了想象的路径，奠立了重述三国的基调。

元杂剧存目有六百多种（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三国戏不止什一；而元剧三国戏中，刘备和蜀汉剧目占了大头。据胡世厚主编《三国戏曲集成·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元剧三国戏今存剧本二十一种，除郑光祖《王粲登楼》、无名氏《周公瑾得志娶小乔》两种属才子戏，其余皆是尊刘抑曹、崇汉贬吴的蜀汉叙事，如关汉卿《单刀会》《西蜀梦》，高文秀《襄阳会》，郑光祖《三战吕布》，朱凯《黄鹤楼》，无名氏《千里独行》，等等。宋元之际的三国叙事已不同于《三国志》的“实事”记述，各路角色已有正邪忠奸之分，分明呈现“政治正确”的好恶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