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炎夏过后的两个小长假，从图书馆借来钱谷融先生两种书信集，一是二十年前出版的《闲斋书简》，一是十一年前出版的四卷本文集中的《闲斋书简录》。对照拜读，颇受触动。其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种种情怀，总让我想起印象中钱先生和善的谈吐与优雅风度，不禁想说点什么。

研究者统计，钱谷融先生写给别人的书信，包括《闲斋书简》和《闲斋书简录》，加上后来公开发表和研究者所披露的，已知有五百余通（参见宫立《“信应是实实在在的，必本于诚，出于诚”—钱谷融书信的文献价值》），总量不算太大。但据两本书简目录，所收信件最早写于一九七九年，时间下限为二○○三年，现在世人所知钱先生的书信主要集中在这二十四年间，当然两书失收的信件一定还有。之前和之后所写信件，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保存下来，或是收信人觉得不便发表而未能面世。

读钱先生这些书简，确实有一些我不能想象的内容，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一

钱先生为人坦诚、心地善良，学界有口皆碑。多年之前我曾去他府上拜访，同样是这种温良儒雅的印象。但在《闲斋书简录》里，我看到钱先生也有心情很坏的时候，而当他意识到这可能对他人产生不良影响，又会检讨自己。

有时是追悔，有时是倾诉，在钱先生书简中，常会看到他对自己有时控制不住情绪而发火或心情烦躁的记录。如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十八日致鲁枢元信中提及因为书稿的事而对一位“一向不喜欢”的人发了火，三天后了解到实际情况，则检讨说，“我也觉得自己发火，有点过分，致了歉意”。又如一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鲁枢元一信，提到自己前两个月的情形，“心情恶劣已极，毫无生趣。倒不是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是国事太令人失望，而是家庭琐碎，实在太烦人”。同年六月六日，致鲁枢元信中又提起这些烦恼事，却又宽慰友人：“不过，你们也不必为我担心，其实，我在人前，就是说只要不是一个人闷坐书房，我还是有说有笑，人家都以为我很开朗呢。”如此夫子自道，通过书信这种私密性极强的文体表现了钱先生内心的隐秘与真实，现在也让读者感受到他在人前不轻易流露消极情绪的自控力，看到了钱先生为人的一片赤诚，觉得钱先生更可爱了。

说到夫子自道，这里不妨做一回文抄公，将个人阅读时标注的几处文字略作展示，让书简所呈现的钱谷融先生的某些精神侧面有所凸显—

一九八○年某月十五日致张景超：“做学问、做人，都不争一时、一事……”

一九八九年十月八日致鲁枢元：“我对一切企图使文学现象科学化的努力都持怀疑态度，你的态度也与我类似。”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二日致鲁枢元：“学术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所见，不必顾虑其他。但在我们这里就真是难说。有时怎么说都可以，有时又怎么说也不行，本来，文学艺术应该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境界，它可以涉及政治、经济以及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的题材，但决不是，也不应该为什么琐琐碎碎的具体问题服务。”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三日致程千帆：“我的懒是出了名的，但我的写得少，主要却并非由于懒，懒只是我的遮羞布，真正的原因是在于腹中空空，其如写不出何？晓明把我写得少归因于时代的严酷，那是更为我挂起了一张堂皇的幌子，使我的平凡无能反而成了一种颇足自豪的光荣了。”

二○○○年三月十四日致张景超：“绝不做违心之论，绝不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违背自己的良知。”

二○○○年七月十七日致陈炳熙：“我除了为了吃饭，不得不读一些非读不可的书以外，我读书都是为了自娱，没有兴趣的，我是不去读的。你要我为你介绍作品，原是人情之常，但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求人，尤其去求一些并无深交的人，更所不愿。”

二○○二年八月四日致外孙女扬扬：“我尽管好玩，考试成绩仍很好，不得第一，也能得第二。这决不仅仅是因为我聪明，我也是很用功的。《文汇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我是个‘欢喜型’学者，心理学家把学者分成两个类型，一是‘欢喜型’，一是‘苦大仇深型’。所谓‘欢喜型’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型’，是指专凭自己的性情、爱好而读书工作的那一类人。”

钱先生的话都不难理解，这里用不着再费笔墨加以“阐释”。

但除了上述这些片段或只言片语透出的脾性、情趣、操守，钱先生书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包括围绕其学术生涯、思想、理论与友人进行的总结或反思，这又是超出琐碎的日常记录和他正式发表的学术成果的方面，因而似乎就特别具有一种互文性的参考意义。

近日重读钱先生一九五七年所写《论“文学是人学”》，固然不难看出某种为特定时代所限制而存有不尽圆满之处，但论文的重心，其所秉持人道主义基本立场所阐发的主要论点，却依然充满启发人和鼓舞人的力量。譬如这一段：“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反过来，你假如把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作为你创作的目标，那么你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所谓生活本质，也很难揭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