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假期首日清晨，我在酣梦中被手机铃声惊醒。来电显示是《啄木鸟》主编杨桂峰，我慌忙跳下床，在床头柜里翻寻。妻子问是不是在找那册密码本似的笔记？她把它放到书房里去了。

我窜进书房，找到笔记本铺在桌前。窗外，鸟鸣声不时响起，偶尔插入人声、车声和窗户的开关声，空气因这些声音的突然闯入而产生微妙的波动。我一边接听，一边奋笔疾书。我不懂速记，匆忙中写下的字确实很难认，难怪妻子说它密码似的。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自小我就记着这句老话。把它用在电话记录上，是从跟《啄木鸟》杂志的编辑通话开始的，距今已有二十六年。这本笔记也使用了二十六年。

一本笔记字里行间的墨迹，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它不再是单纯的记事本，已深深介入了我的生活，进入了我的灵魂，如同一道道成长的见证。

我参加工作已三十年。大学毕业时，像秋后的荻花，飘到哪里就在哪里落脚，意外成为警营中的一员。初入职时完全不懂业务，只能承揽笔录、总结、报告等所有笔头活儿，文笔毕竟是我从大学带来的仅有之物。没想到，我这个大学里的文学爱好者，在公安机关竟也扇起羽翼，我被调到宣传岗位，写些警察故事和案事件消息。

每个职业自有人文底蕴，公安此行涵显最深的当首推《啄木鸟》，便有领导鼓励我给杂志写稿。我初生牛犊，花了半个月，将一案例写成报告文学，足足七万余字，悄悄地循着杂志地址投寄过去。然后是焦灼的等待。犹如地上一颗微尘，飞上天空去碰撞一团雨云，我心知机会渺茫。

二十天后，电话里传来北京的声音，自我介绍是编辑杨桂峰。她聊起我的投稿，提出几点修改建议。那时用的是办公室座机，情急之下，我把杨老师的建议记在一张稿纸上。

杨老师接到我的修改稿，又打来第二通电话，将原来提的建议一条条地跟我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