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野中，如暴雨那般，作品以自毁性的强度与密度涌现。词语，猛然坠落于言说者因不断嗫嚅而发烫的唇，激起骨白色的水花。一个又一个紧凑的日期如同浮漂般在纸页上摆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流放，成为白银时代俄罗斯诗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几乎意味着这一时代的终结。探访过诗人位于沃罗涅日的流放地后，安娜·阿赫玛托娃在一首献诗中写道：“在流放诗人的房间里，/恐惧与缪斯轮流值守，/而夜在进行，/它不知何为黎明。”（《沃罗涅日—给奥·曼》，王家新译）一种室内与室外的辩证左右着阿赫玛托娃彼时彼刻的想象。文明过度成熟的时代，或是在橱窗里，或是在案头剧中，艺术总存在于室内，而忽视室外发生的一切，将自己孤立起来。不过，这个被构造出的永夜，这俄国史上又一次的洪水之年，却极难被忽略，它既能够作为写作的少许佐料，嵌入到古板的现实主义之中，也能够渗透到室内，以一种强力打通内与外的区隔，让词语重新变得坚硬、锋利而赤裸。

可以说，凭着这样的词，曼德尔施塔姆用三册《沃罗涅日笔记本》抵达了他短暂一生写作的至高点。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众多白银时代俄罗斯诗人命运的缩影：反叛与皈依之间，记忆与遗忘之间，未被承认的“圣愚”般的诗人形象与刻奇、媚俗的日常之间，总有股近似永恒的张力。这旋涡般的力量不仅将曼德尔施塔姆一代的诗人吸入其中，亦诱惑后来者走上诗歌的曲径。流放几乎构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的集体经验，不论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出走他乡，还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与根纳季·艾基的坚守故土，个中都有种自我放逐的意味，只不过前者在地理的意义上放逐自己，后两者则是在心灵和词语中，在俄语诗的韵律变革中，在词语断裂处的寂静中放逐自己。由此，布罗茨基与艾基构成了一组对照：一个是世界性的，受益于奥登以降英美现代诗歌的传统，却又采取最传统的诗歌格律作诗，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开卷处，布罗茨基会引用奥登的诗句宣称，诗人需“赞美一切诗歌格律，它们拒绝自动反应，/强迫我们三思而行，摆脱自我之束缚”（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另一个则是地方性的，带着楚瓦什的乡音与广阔荒野走入俄语之中，继续着俄罗斯未来主义以降的语言革新。艾基与布罗茨基一样强调对口语资源的挪用，一样认定必须在自己的写作与俄罗斯古典之间建立联系。但这一系列近似之处却导向截然相反的结果。在《隔空对谈》一书中，艾基认为，赫列勃尼科夫与卡济米尔·马列维奇等俄罗斯先锋派的追求，在诗学上，“与整个俄罗斯古典诗歌最重要的发展不谋而合”（骆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他们透过在语言中制造混乱的方式，发掘语言深处的“本质现实”，而唯有转向这严峻、刻板、沙哑的“本质现实”，诗人才能真正地理解古典，化用古典，继承古典。

在这个意义上，曼德尔施塔姆的这部诗集《沃罗涅日笔记本》，抵达了俄罗斯古典诗歌隐而未显的幽暗之处。这些诗句是从诗人双唇间的咕哝中剥出来的，由于书写介质的匮乏，流放沃罗涅日期间，曼德尔施塔姆时常不得不以口述的方式写作。这一时期与曼德尔施塔姆过从甚密的诗人塞尔吉·鲁达科夫在一九三五年春的一则日记中写道：“曼德尔施塔姆疯了一样地工作。我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况—我看见的是一台为诗歌运转的机器……他四处踱步，口中喃喃有词：‘绿夜的黑色蕨类’。四行诗他要说四百遍。”（转引自维克托·克里武林《沃罗涅日的乌鸦与刀》）无意间，他恢复了诗歌作为声音，韵律作为记忆工具的原始存在。只有在寻求发表时，他才会坐在桌前，用那稀薄的紫墨水一行又一行地犁翻空白。这些被曼德尔施塔姆郑重其事地写下的诗句，却让后世学者陷入两难：这位诗歌的殉道士居然也可以被半强迫着写下阿谀奉承的诗句吗？即使诗人本人，也对这绝望中的自救行为感到难堪。于是，一整首长篇颂诗，只有四行在诗人妻子的建议下得以保留：

人头的一个个土垛已远远消隐，

我被缩小在这儿，不再被注意，

但是在爱意的书里，在孩子们的游戏中，

我将从死者中爬起并说：看，太阳！

（《永存我的话语：曼德尔施塔姆沃罗涅日诗集》，王家新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

诗，向空白提问

对于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布罗茨基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表述。在他看来，这是又一次诗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曼德尔施塔姆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布罗茨基发现，曼德尔施塔姆早期诗歌中的希腊乡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越来越多地被罗马母题取代。而他之所以选择沃罗涅日作为流放地，也许正是因为从这片邻近克里米亚的黑土地里，曼德尔施塔姆听到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回声。这位诗人曾于公元八年遭奥古斯都流放，未经审判，未及与亲人告别，便被带上昏暗的马车，匆匆驱离至帝国边疆的黑海之滨。在那里，在色雷斯人与盖塔人喑哑的方言的包围下，他一边忍受着自己如藤蔓般打结的胡须，一边写下长诗《哀歌集》与《黑海书简》。奥维德终生未再回到罗马，并且，《哀歌集》的早期读者往往倾向认为，奥维德甜腻浪漫的诗才在这部诗集中变得苦涩而苍白。和同时代诗人维吉尔一样，奥维德不得不面对言说者与当权者的矛盾。在权力的低气压下，《爱的艺术》的“轻佻”诗句将会是一种亵渎，只有《埃涅阿斯纪》那样的史诗才配得上那个宏伟年代。在《埃涅阿斯纪》中，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国的功业被藻饰成了历史的必然：在与亡灵对话时，埃涅阿斯看到了未来的幻象—作为他子嗣的罗马人，将缔造一个帝国，将所有已知的世界纳入其所建立的秩序之中。维吉尔凭借此诗成了被帝国征用的诗人，透过把帝国的构建美学化，他回避了追求个性的诗人与要求一致与服从的帝国之间的争执所在。后者的虚伪与暴戾也只有在奥维德这样“轻浮”的诗人身上发作。导致奥维德被流放的真正原因，始终被裹缠在历史的迷雾里。奥维德只提到，是“一首诗，一个错误”（carmen et error）让他惨遭放逐。许多人猜测，奥维德获罪的原因，是他曾写诗反讽第一家庭混乱的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