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远远地，就看到那幢二层红楼，它依偎在一栋高大的主楼旁边，显得小巧而醒目。快步走过去，只见门口的墙壁上悬挂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伟大的俄国作家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1886-1890年间生活于此”。这里就是位于莫斯科的契诃夫故居博物馆。明媚的阳光照着这栋小楼的凸窗，仿佛再看久一点，年轻的契诃夫就会推开窗，凝神看向眼前的这条街。“五斗橱”，是契诃夫对这栋楼的戏称，的确神似。来他家做客的朋友们称此楼为“准城堡”，也很准确，那凸出的阳台，房顶的构造，颇像一幢坚固的小城堡。那外墙的红色，如此惹人注目，契诃夫称之为“自由派的色彩”。现在契诃夫和他的朋友们早已离开了尘世，这幢楼却稳固地留存了下来。据说其内部陈设与契诃夫在世时一模一样，因为契诃夫的兄弟和妹妹玛莎留有相关的图画和文字资料，屋内的展品中也有许多珍贵的实物，系契诃夫家人所赠。

这栋楼建于一八七四年，当年的主人是莫斯科的名医雅科夫·科尔涅夫。主人一家住在旁边的主楼，这幢二层小楼是“侧房”（或译“附属建筑”），是契诃夫的妹妹玛莎和弟弟米沙出面租下来的，一年房租六百五十卢布。一八八六年九月一日，契诃夫和家人搬了进来，在此一住就是四年。在此之前，契诃夫一家在莫斯科租住过的地方有近十处，一直由于各种原因频繁搬家，直到租到这栋小楼才勉强安稳下来。遗憾的是，我去的时候这栋楼正在整修，暂时不对外开放。我只能借助唐纳德·雷菲尔德的《契诃夫传》中的一段描写来想象楼内的场景：“新居的厨房在一楼，十分宽敞，食品储藏室后面是女佣和厨师的房间。玛莎的房间在二楼，紧挨着客厅，她的客人们在房间里高声谈笑，安东总是抵挡不住诱惑，从书房里溜达出来。餐厅也在二楼，所以楼梯上总是响着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上了年纪的狗儿科宝就在楼梯下面打瞌睡。帕维尔白天回家，晚上住在工作的仓库或者万尼亚那里，万尼亚的居所离新居只需要步行几分钟。”（徐菡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

看起来完全是一幅其乐融融的家居场景，实际情况却是那时的契诃夫在经济上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为了维持生活，他典当了自己的手表和金土耳其里拉币。在搬进新家的第二十天，也就是一八八六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契诃夫写信给玛丽亚·基谢廖娃：“我住的地方冰冷冰冷，炉子里冒着烟……煤油灯也在冒烟，到处都是煤烟子，香烟断了，抽完了，烧了手指。我真想对自己开上一枪……我要不停地写，花上大量的时间……我已经暂时取下医生诊所的牌子！哎……我害怕斑疹伤寒。”二十九日，他再次写信给她：“生命灰暗，看不到一个快乐的人……科利亚跟我住在一起，他病得很重（胃部大出血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我认为，人类痛恨死亡是不合逻辑的。至于我所理解的逻辑，那就是生活是由恐怖、争吵和粗俗组成的……”由此可见契诃夫那段时间的真实处境。熟悉契诃夫的人都能说出像“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钞票在口袋里像雪糕一样地融化”“我要拼命尽量多挣一些钱，以便夏天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干……”这些幽默自嘲的“金句”，于他确属实实在在的困扰，“为钱所苦”一直是他在与朋友以及编辑的信件中绕不开的话题。倘若他只管他自己一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他要支撑的是整个家庭的开支。

契诃夫的家庭规模不小，除开父亲帕维尔·契诃夫和母亲叶夫根尼娅·契诃娃，还有长兄亚历山大、二哥尼古拉（也称“科利亚”）、大弟弟伊万（也称“万尼亚”）、妹妹玛丽亚（也称“玛莎”）、小弟弟米哈伊尔（也称“米沙”）。安东·契诃夫在信里谈到了这些靠他养活的人：“我也有一个‘家庭圈’。为了方便起见，我到哪里都得带着他们，就像带行李箱一样。我已经习惯于此，就像习惯了长在额头上的赘生物……但这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赘生物……无论怎样吧，我时常感到开心，而不是忧伤；但如果再深想下去，我就会被束缚住手脚。”他是这个大家庭里的灵魂人物，面对不省心的哥哥们，年迈的父母亲，需要工作的弟弟们，付出巨大的心力来应对，唯有他的妹妹玛莎帮衬着他。

契诃夫从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另一个原因恐怕是他要靠稿费来养家。一八八○年三月九日，当时还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生的他，在彼得堡的幽默杂志《蜻蜓》上发表了两个短篇《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和《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作品里最常见的是什么》，自此以后，他就成了多家幽默杂志的撰稿人，每年的发表量高达百余篇。如此惊人的文学创作精力，让人叹为观止。一八八四年，契诃夫出版了第一部短篇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一八八六年，第二部集子《形形色色的故事》也得以出版。同年，他搬进了这栋楼里，与此同时创作量减少，质量却上去了，《万卡》《灯火》《草原》《没意思的故事》《命名日》等一系列上乘之作都写于此时。一八八八年，短篇集《在黄昏中》获普希金奖，由此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学中的稳固地位。另外《熊》《求婚》《天鹅之歌》《伊万诺夫》《林妖》等一系列剧作也是契诃夫写于此楼的书房。可以说，这栋楼对契诃夫意义非凡。

二

从契诃夫故居博物馆抱憾离开，走在莫斯科宽阔的大街上。我脑子里忽然想起一段话：“快到莫斯科去吧，到莫斯科啊！到莫斯科！”这是契诃夫剧作《三姊妹》里的台词，它像是一段旋律一直盘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现在我见到的，与当年的莫斯科已大不相同。当时离那栋楼的不远处是一条乡村公路，每隔一小时就会有一辆马拉有轨车通过。现在却是宽阔的马路。当契诃夫终于能来莫斯科大学读书，他宣称，“我将永远是莫斯科人”；即便后来因为肺结核只能住在雅尔塔，他还想回到莫斯科，“我想念莫斯科，”他在写给索博列夫斯基的信中说，“没有了莫斯科人、莫斯科报纸和我所钟爱的莫斯科教堂的钟声，一切都显得无聊透顶。”

而今我作为一个热爱契诃夫的外国读者，想在他心之念之的莫斯科寻找他的踪迹，总有一种恍惚的不真实感。那些从我身边走过的俄国人，是否依旧在看契诃夫的作品？我不会说俄语，自然无法跟他们交流。可我莫名地相信，无论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契诃夫是可以毫无隔阂地去讨论的对象，其原因正如俄国作家米哈尔科夫所言：“契诃夫的惊人天才在于，当他讲自己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这也是在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