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西北边陲，有一处千年圣地——敦煌莫高窟，里面壁画斑斓，雕塑栩栩如生，多元交汇，异彩纷呈，好似一部皇皇巨著，诉说着浩如烟海的文明史诗。而在江西临川，有这样一家人，他们就是“临川李氏”（现为进贤县温圳镇杨溪李家），为敦煌文化保护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川历史悠久、文化昌盛，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孕育了众多的历史名人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包括李氏家族中的李宗瀚（《临川十宝》收藏大家）、李瑞清（著名书法家）、李证刚（中国佛学家）等。李氏家族，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称谓，还包含了以文化为核心的家学传承，其后人相继结缘“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从江南深入漠北，秉持“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以无尽的热情和智慧，投身敦煌文物保护工作，留下绚丽的文化宝藏和不朽的精神财富。

常书鸿：

敦煌的守护神  风沙中的坚守者

“危岩千窟对流沙，卅载敦煌万里家。”作为我国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的故事早已从西北边陲传遍华夏大地，永远载入敦煌学说的青史。1935年秋天的塞纳河畔，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让这位在法国巴黎名噪一时的青年艺术家，漂洋过海，穿越硝烟炮火，扎根中国西北腹地，种下守护敦煌的种子。一场奔赴，义无反顾。历经50载春秋躬耕不辍，他为敦煌留下生生不息的传承。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1941年12月，西北考察归来的于右任，怀着对敦煌文化遗产的深切忧虑，向国民政府撰写《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书，鼓励专家学者研究敦煌艺术，倡导青年学子就地研习，直接推动常书鸿等人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

从塞纳河畔到莫高窟前，辗转8年，夜夜敦煌入梦来，常书鸿终于抵达梦想的彼岸。然而，彼时梦中的艺术殿堂，遭受自然灾害与人为破坏，壁画大面积脱落，洞窟被流沙掩埋，危在旦夕。“艺术不在巴黎，艺术在东方，在中国。”相比敦煌的破败不堪，文明的流失导致国人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文化危机，更让这位蜚声海外的艺术家感到警觉。因此，纵使经费紧张、环境艰苦，他仍坚持安排妻子儿女举家搬迁，从山城重庆到河西走廊，在敦煌安家落户。

走马上任前，梁思成送了常书鸿4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1943年5月，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又给常书鸿留下一句话：“我们即将离去，你却要继续留在这里，投身于无尽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中，这简直就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

其实，到莫高窟后，常书鸿临摹的第一幅壁画，就是第254窟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致敬萨埵那太子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勉励自己也勉励同仁——选择敦煌就是选择了牺牲。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挂牌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开启了对敦煌艺术的系统性保护和研究。留洋归来的大画家，在敦煌变身农民、木工、泥瓦匠，从防风治沙、修洞筑墙这些基础工作着手实施修复和保护项目。

1945年，国民政府提出要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在重庆举办敦煌壁画临摹艺术展，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周恩来对展览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对常书鸿及其团队在逆境中坚守敦煌艺术的努力表达了深深的敬意。这极大地鼓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员们，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关怀。面对国民政府意图转移敦煌文物，常书鸿不顾个人生命安全，誓死捍卫敦煌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归属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

在艰难的文化苦旅中，常书鸿开启了敦煌文物保护新篇章，同时吸引并培养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和专家学者，其中，就包括笔者重点讲述的李承仙女士及其背后的李氏家族。

李承仙：

艺术的传承者  画笔下的敦煌梦

世人皆知常书鸿有着“敦煌守护神”的美誉，但少有人关注，在他身边，有一位像敦煌飞天一样的守护天使——常书鸿的夫人李承仙。在遥远的敦煌，常书鸿、李承仙成为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隐秘而伟大。

这位江西临川的女儿，出生于书香世家。李承仙的父亲李容恢是孙中山先生发起的中国同盟会的第七位签名者，曾在新加坡等地办报馆筹集革命资金，是辛亥革命南洋筹款总办，还曾担任《新民国报》《光华日报》《广州珠江日刊》《潮州潮商公报》《桂林日报》等多家报刊主笔、编辑。李承仙的伯父李瑞清是两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曾担任张大千的恩师，在书法、绘画领域有着极高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