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了，百废待兴。不少单位纳新，我离开了原单位，换到达拉斯上班。在达拉斯，我仍做课程开发。新学校是一所私立的、营利性质的高校，成立时间不长，名气也不大，最出名的一位校友，只是一个参加过美国达人秀的哥们。他的歌唱事业和学校所教的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能说是学校的硕果。不过这里培养的学生，倒是有踏踏实实的薪资丰厚的工作，如护士、助理护士、医疗助理，等等，学校名字不咋样，就业倒是个个实惠。这是多少国内留学生家长不曾想到的。他们哪怕小孩是去耶鲁大学，读个艺术史或者音乐专业，经济前景还不如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这是一个美国秘密，当地人都知道，外面的人只认他人拟定的排名榜单，就好比买衣服只看牌子和价格。

新的学校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一应俱全，但更像公司，处境独特。一些非营利性质的学校，大家可以浑水摸鱼。对营利学校，认证机构对它们提着灯笼打着手电拿着放大镜审查所有的经营细节。在政策豁免上，营利性质的高校也是受限制最多的。比如，我在做课程设计的时候，要用到一些外部材料。过去在普通高校做事，可以利用“合理使用”（fair use）原则，在非商业、少量使用、不违反权利人商业利益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使用外部的资料，包括图片，这都不违反版权法，是法律对于教育机构的网开一面。

在我们这种营利性的学校，过去适用的豁免原则，统统失效，连一些共享版权项目的Creative Commons的材料，只要标出了“非商用”（CC-NC），我们都不能使用。大部分时间，我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在老师的PowerPoint中捕捉不符合版权法律的图片和文字。这种类似于版权警察的工作颇为枯燥无味。这种工作，日后经过人工智能的辅助，猴子都能做，甚至可以说猴子就是喝了八瓶啤酒再被人打上一记闷棍都能做。我简直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突然有一天，一个老师向她的领导告状，说我核查版权过于严格，让她的工作没法做。领导乔纳森把我找过去，说：“这事也不能追求完美，你要知道，反正以后再改就好了，你得把项目进度跟上，别的细节一步步跟上。”

这分明是暗示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说这不能干。关于营利性质的学校，使用版权作品，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你们不越，让我逾越，哪天学校真被版权人控告了，我来顶包，那怎么行？我告诉乔纳森：“入职的时候，关于版权这一块，大家可是交代得一清二楚的。”

乔纳森说：“当然，我并不是要你去犯规，我只是说在项目管理上注意一下。该紧的时候紧，该松的时候松。你知道，这些课程都不能一下子完美起来，要追求的是结局，而不是完美。你应该听说过，这世上除了死亡、税务，没有什么是无法回头的。”

我想，拔牙和隆乳也该算进去吧，但也没心思和他瞎扯。他的话说得模棱两可，给自己留空间，我则是进退两难。这样下去事情没法干。“算了，我辞职吧。”这句话不由自主地从我的嘴里蹦出来，就如同被噎住后用海姆立克法给激出来的一块辣椒。

这也不全是一时冲动，也算是想法早已在内心翻腾良久，只是寻找合适的突破口而已。这话一说出来就驷马难追了。人嘛，有时候最好的决策，就是念叨着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前冲。很多人就是喜欢左分析右分析，最后维持现状，一事无成。

我过去没这么突然地辞职过，总觉得应该有点什么仪式感。警匪片里好警察辞职，通常会把警徽和枪放在上司的桌子上。我于是取下我的工牌，放在他的桌子上，又说了一句：“我不干了。”单位合同没规定必须提前一个月告知，我是说走就走。我收拾了自己的几本书和一些文具，放在一个门口找到的纸盒里，头也不回地搬走了。

这么一放手，扬眉吐气的感觉并没有多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还真是拔剑四顾心茫然。那时很多人的家人去世，对生活大彻大悟，有不少人辞去了工作，追求自己想做的事。这情况中国叫“躺平”，美国叫“静悄悄地辞职”（quiet quit）。我想不干事吧，钱从哪里来也是问题。退休还早，还得过几年再说。

我投递了不少简历，但是都没有收获。那时不少老师厌倦了在线教学，转行来做我们的课程设计，不少人年龄比我小很多，薪资待遇要求也不高，我一点优势都没有了，更何况我的名字是个外国人的名字，对方可能还担心要不要请律师帮我办工作签证和绿卡。市场这么饱和，他们并不愁找不到人。

思来想去，我借助过去翻译积累的一些经验，决定做个小的翻译公司。在美国注册个有限责任公司跟玩似的，去市政厅跑了几趟，交了两百多块钱，一个小小的皮包公司就成立了。

在达拉斯这里，华人也不少，再加上人工智能取代了很多翻译的工作，找到业务也很难。撑了几个月，我一单没接到，连房租也没了，只有冒着被联邦税务局罚款10%的损失的风险，取出了部分401K退休金去撑一阵子。此刻真的是危机感爆棚。

大部分时间，我在家会玩俄罗斯方块这种无聊游戏，颓废得很。我白天都去星巴克，要一杯大杯的现煮Pike Place（派克市场），外加一杯冰，在咖啡馆一坐就是一整天，用一种地面以上一万英里的眼神，看着进进出出的男女老少——那些在这里找工作的，谈朋友的，整理财务报表的，做花里胡哨PPT的，还有一些是学生，对着厚厚的教科书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字。当然，还有一些和我一样在发呆在思考未来的人。不过每天我总有专注的时候，因此也在星巴克干了些实事，比如做出了公司网站，还维护了几个社交账号，希望借此找到客户。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月的一天，有个医院给我打电话了，有个叫玛丽的女子问我能不能做医疗翻译。我喜出望外，却又不动声色，说让她等等，给我个时间，我去查查日历上有无空档。

要查个毛日历啊？我的日历上白茫茫一片。对方说你明天早晨九点过来，有没有空？有个病人说中文，需要帮助。我说你等等，我去查查。然后告诉她，没问题，别的事情我可以推掉。我明天一早过来。

地址是西南医院心脏科。去那儿见到玛丽，问她是怎么找到我的，玛丽果然说是通过网站找到的。看来那么多大杯星巴克没白喝，做出的网站还是“疗效”显著。

从玛丽这里我了解到，平时医院需要翻译，是通过远程的办法，拿个iPad通话，但是每次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有时候要重新说一遍，很浪费时间。遇到重病患者，貌似需要一段时间治疗的，医院都建议找本地的翻译公司，最好是由同一个人跟踪。玛丽过去联系的翻译公司联系人回国了，联系不上，只好通过互联网找，居然搜到了我的公司，她说她为此十分开心。

我也是。美国主要的翻译需求是法庭翻译和医疗翻译，只要这回做好了，以后前途不是小好，是大好。

病人是个中年人，看上去五十岁的样子，名字叫储梦，挺梦幻的一个名字，但不知为什么就得了心脏方面的疾病。我找到他时，他还在急诊室候诊。我问他是怎么得的这病，他说他是突然发病的，起初只是咳嗽，咳着咳着就出血了。他以为是得的新冠，于是戴上口罩，找到一家CVS药房做了个检查，结果是阴性的。他跟CVS药房的人说要买个咳嗽糖缓一缓，药房的人说咳嗽糖不需要处方，你自己去买就可以，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立马去急诊”。然后他们给了他达拉斯一家急诊室的联系方式。

急诊室听他简单描述，大致明白了一些，没有进一步望闻问切，直接送去做X光、抽血化验、CT扫描，然后告诉他心肺功能急性失常，必须动手术。他的英文还行，但涉及医疗术语比较多，医院为保证沟通充分，是用临时外请的在线翻译和他沟通的。

我到了之后，玛丽叫来了一位心脏科医生。医生看样子是印度裔，皮肤黝黑，但是说起英语来没有印度人常有的那种口音。他和我握手，作了个自我介绍，那姓氏太长，名字倒是短小精悍，叫拉贾。我问叫他拉贾医生行不行，他说没问题。拉贾医生没有时间和我闲聊，直接进入正题，说病人情况危险，需要尽快麻醉动手术。手术之前，需要签知情书，这种大手术毕竟风险很大。他让我问病人有无家属。翻译过去，储梦摇头说，早离了，没孩子，目前就他一个人在美国。医生听我说完后说，有没有紧急联系人？

储梦又说，没有，要不你暂时给我顶一下呗。我想这事事关重大，超过我的职权范围，实在担当不起。储梦眼角竟然现出了一滴泪，再次恳求，我只好答应。我问医生这样行不行，医生说只要病人自己授权，他这边没有问题。但是在病人清醒的时候也不需要，紧急联系人只是紧急情况下才用得着，实在是以防万一。

储梦想了想，问可不可以加我的微信，我说没问题，于是加了他。他说：“我也不知道心脏病手术的成功率，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有人联系的话，你也好告知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