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珐琅彩、粉彩、洋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清代瓷器发展中最具特色的创新之作，都属于广义的瓷胎画珐琅制品，而由欧洲引进的胭脂红则是画珐琅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颜色。

胭脂红为传统中国彩瓷中所不见，其在康熙晚期引入、试制、应用的过程，既见证了清代在彩瓷技艺方面的探索，又关联起广州、北京、景德镇三地的制瓷事务，成为康熙皇帝引导下的画珐琅事业中的关键因素。本文将从广州、北京、景德镇三地对胭脂红彩使用的情况来聊聊康熙晚期彩瓷的发展。

广州率先成为国内的画珐琅重镇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放海禁，西方新奇的工艺制品一时涌入国门。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首次南巡，在南京接触到了精美的欧洲画珐琅制品，并对此一见倾心。自此，作为中外重要贸易口岸的广州，便承担起为康熙画珐琅事业寻觅人才、储备技术力量的任务。

在所有的国产画珐琅制品中，最早获得突破的应是铜胎画珐琅，显然是受到舶来品的形式影响。带有纪年款的传世实物表明，最迟在康熙五十年，广州就已经能够生产铜胎画珐琅制品了。目前可见康熙时期的广州铜胎画珐琅特征较为一致，均采用铜胎填白料然后加绘彩色珐琅的工艺，所用珐琅料应是广州自行炼制，画法以传统的中国工笔和小写意为主。比较有意思的是，制品多数为带有中国风的西洋人物和教会题材，表明最初的用户可能是前来贸易和传教的欧洲人。而在此时，对于国内用户来说，铜胎画珐琅还是陌生的事物，人们不太清楚这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材质，于是略带怀疑地称其为“洋瓷”，这一“洋”字正说明了铜胎画珐琅工艺的外来性。

康熙时期的广州铜胎画珐琅制品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特点，就是许多制品的外壁用纯胭脂红进行装饰，其意图至今尚不明确，或许是来自西方市场的一种定制需求。这种国人前所未见的柔嫩色彩被装饰得如此张扬，一定博得了不少惊异的眼神（图1）。

胭脂红是一种以金呈色的珐琅颜料，在16世纪的荷兰率先炼制成功。珐琅料实际上就是一种彩色玻璃，随着康熙三十八年法国耶稣会在广州设立玻璃厂，广州便成为国内画珐琅研制的重镇。至康熙五十五年，广东巡抚杨琳推荐烧珐琅人潘淳、杨士章等进京效力，同时也送去了在广州炼制成功的国产胭脂红珐琅料，即杨琳奏折所谓的“法桃红颜色的金子掺红铜料”。这说明此时广州已经基本掌握珐琅料的生产技术，康熙晚期铜胎画珐琅首先出现于广州也是必然的。

显然是受到铜胎画珐琅的启发，广州也开始在瓷胎上进行画珐琅的尝试。由于康熙开海禁以后，大量景德镇瓷器通过广州对外贸易，这给广州带来了新的商机。利用景德镇白胎在广州加彩，更方便与欧洲客户的交流，也提高了贸易的效率。广州瓷胎画珐琅，也就是所谓的广彩瓷器由此诞生，并很快与景德镇五彩形成竞争之势。

目前所见具有最早纪年款的广彩瓷是两件“又辛丑年制”款外胭脂红内广彩花果纹碗（图2），其款识表明生产时间是康熙六十年。结合其他方面的考据，广彩无疑在康熙晚期即开始生产了。至雍正早期，广彩瓷器的生产达到品质巅峰（图3），而外胭脂红似乎成为高质量产品的一个标配。

随着康熙五十九年全国性禁教以及雍正四年（1726年）禁铜令的颁布，广州铜胎画珐琅生产的第一次热潮逐渐退却，广彩瓷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铜胎画珐琅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