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4年，那年正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军阀混战的年代。我小时候不像现在的小朋友，可以出门上学，我是关起门来在家里长大的。先是父亲教我识字，念字号，裁成小方块的纸，然后父亲用毛笔在上面写字，写完字用朱砂笔在字的旁边画出声调的圈圈。

再大一点就开始读四书，第一本读的是《论语》，这是我的启蒙书，是姨母教我。因为还是小孩子，所以姨母都很简单地讲解，圣贤的那些大道理讲的很多，主要是背。可当我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时候，我就想那“道”是什么东西啊。后来大了，经历人生很多的悲欢离合和各种境遇，有时候在某一种境遇之中，忽然间《论语》的一句话就会跑出来。

少年时代我读书很杂，因为伯父是个藏书家，我们在北京的房子是三进的四合院，祖父住正房五间，伯父跟父亲两个人住东厢房和西厢房，而伯父的东厢房就像图书馆一样，有三间是用来藏书的，全是书架。我喜欢什么书就找出来看，而我们这个厢房也有很多书。箱子上的书摸到什么就看什么，比如《红楼梦》和《西厢记》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

我读书时，是抗战的时候，父亲在国民政府航空署工作，他是北大外文系毕业，因为航空署需要英文翻译，所以父亲就到那里工作。

念五年级的时候，家还在北京，父亲把我送到一个教会学校，这个学校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英文，父亲想让我从小把英文学好。可是我还没有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隔壁邻居一个女孩去考初中，她说你陪我去考吧，我说好啊，就陪她去，结果就考上了。我母亲说考上你就念吧，当时父亲不在北京，他若在，一定会让我继续在教会学校念英文。

考上初中后，母亲为给我一个奖励，就给我买了一套书，是当时开源书局出的，叫《词学小丛书》。因为家里边主要是教我念诗，词是没有人教我的，所以就想找古人的词话来看一看。从《词学小丛书》里面，我看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当然有的也读不明白，可是觉得他说的很好，跟我心里的感觉是一样的，跟我读的时候感受相同。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王国维，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这个境界是什么东西其实我摸不太透。“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细雨鱼儿出，风轻燕子斜”，他说的词以境界为最上，举的例子却都是杜甫的诗，这完全不合道理，我对他这境界莫名其妙。但后来我就想，一个能够把词话写得这么好的人，他的词应该也不错，就把王国维的词拿过来看一看，不过有时候也不完全懂。

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卢沟桥事变，从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八年就是抗战的八年。北京沦陷后，父亲随国民政府的航空公司退到武汉，武汉陷落，又接着退到重庆。我们和父亲断了联系，母亲又在抗战第四年去世了。我是老大，有两个弟弟，小弟比我小九岁，每天早上要给他穿衣服送他上学校。我们曾经几个月吃不到一粒白米、一顿白面，连玉米面都吃不上，吃的是混合面。

随后我考进了辅仁大学，当时沦陷区所谓公立大学，如北大、师大等都被日本人管理了，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燕京被关门了，教会学校只剩下辅仁，因为德意日是联盟，而辅仁有德国和意大利的神父，所以我们才在沦陷区存活下来，这是唯一不被日本人占领的大学。

曾经有人问我，在那个全国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还顺利考上了大学？我说你只要真正地想去读书，真正地静下心来思考，其实哪里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我大学毕业，是1945年抗战胜利时。1979年前后，我开始回到南开教书的时候，跟很多老同学在北京聚会，我在京写了十二首小诗，其中一首是：

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