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民国，长于乱世，漂泊半生，诗词贯穿了叶嘉莹的生命。她爱诗、写诗，还讲诗；不论何种，都是出自“感发”——“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人们说，她是中国最后的女先生，是穿裙子的“士”，桃李满天下。
她却说，平生最大的遗憾之一，还是小时候书读得不够。另一个遗憾，则是亏欠自己的学生。
2019年9月10日，南开大学为叶嘉莹举办了一场“叶嘉莹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她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身着一件烟紫色衣袍，气质清雅，神色淡然，如诗人痖弦形容的那样，“真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
她端坐在席位上，举着话筒，声调婉转：“如果我幸而不死，还有一个愿望。”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先生，称自己对不起学生，年轻时因为害羞，不敢“怪声怪气”吟诗，没能教会学生吟诵。如今，她的愿望就是把诗词曲赋的吟诵方式录制、整理好，继续传承下去。
如果不是那天她幽默地说，“把自己近两年的灾病情况向大家报告一下”，很难想到，面色红润、神采奕奕的叶先生，不久前还饱受背部筋膜炎的剧痛折磨，每天从床上坐起来，都要花费一个小时。
不过，她还是要努力“抓住老年的尾巴”。“我一生追求的不是享受安逸的生活，我要给现在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门。”
休只向功名事业争成败
2019年5月14日，南开大学发布消息称，该校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再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前一年，她已捐赠了1857万元，用于设立“迦陵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叶嘉莹“裸捐”千万的新闻，引发了很多关注。不喜在镜头前抛头露面的她，原本要求不公布此事，但校友会宣布消息，她成了议论的焦点。有人好奇：为什么叶嘉莹这么有钱？
2018年做客央视新闻时，主持人连问她几个问题：为什么不把财产留给儿女？舆论对捐赠这么关注，您怎么看？
叶嘉莹绷紧了脸。“我觉得这些人很无聊。这些人眼睛里面只有钱，不懂学问。”她的语速比平时快了很多，有些不耐烦地摆动着身体，“我本来想和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
类似的问题，她听到过很多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世俗的成功和物欲，正是阻挠她推动古典诗词传承与发展的路障。
她亲身经历过社会风气的变化。当她1979年在南开大学讲授“汉魏六朝诗”课程时，“文革”刚过去不久，校园里弥漫着一股求知若渴的清新之风。除了选课的学生，本校其他专业，甚至外校、外地的学生都慕名前来，把能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座位几乎加到了讲台上。
可就在七年后，她再度回到南开课堂上，古典诗词在学生中已经变得不受欢迎。大家更愿意讨论考托福出国留学、下海经商赚钱。
从那时起，总有人问她：“学古典文化究竟有什么用？”
她的答案从未变过：“的确，学了古典诗词既不能帮助你找职业，更不能帮助你挣钱发财。那么，为什么还要学它？我以为，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你的心灵不死。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如果你的心完全沉溺在物欲之中，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实在是人生中一件值得悲哀的事。”
早在1943年，叶嘉莹就曾写过一曲《叨叨令》，其中，她对于人生价值、精神追求的思考，已经成形：“说什么逍遥快乐神仙界，有几个能逃出贪嗔痴爱人生债。休只向功名事业争成败，盛似那秦皇汉武今何在。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则不如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
2013年，叶嘉莹考虑到自己的年纪，结束了加拿大、中国两头跑的生活，定居天津。依照她开设中式学院的设想和愿望，南开为她修建了“迦陵学院”，一座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的四合院。她平时在此会客、教书，却不愿意搬进去。
她住在一个约莫七十多平米的两室一厅里，摆放着桌子、沙发、椅子等简单的家具，小小的书房因为书太多显得有些局促，电视机前的茶几、客厅的餐桌上都堆满了书。
2017年，叶嘉莹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开拍，摄制组在两年间追踪她的生活。制片人李玉华观察到叶嘉莹的生活十分简单：“她说，她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干什么，不需要。她连保姆都不需要。”
叶嘉莹拒绝保姆的原因是，“有诗词为伴，不需要人陪”。只是在2008年时，她不慎跌断锁骨，这才同意请来一位保姆。对方也只是来做饭、清洁，隔日就走，她就自己从冰箱里把饭拿出来热好再吃。
坐对参差满架书
尽管对物质要求很低，叶嘉莹身上却有种“贵族气质”，凡是在公开场合露面，一定是端庄得体的。
“她年轻的时候，你看她的打扮，很时髦。”李玉华说，“她对自己的东西都照顾、保护得好好的。”电影摄制时，李玉华曾在加拿大采访了叶嘉莹的友人施淑仪。“她（施淑仪）把叶嘉莹给她的所有旗袍摊出来给我们拍。我一看，怎么几十年下来跟新的一样，都维持得很好，你可以想象她的个性。她的东西都是一丝不苟的。”
叶家是书香门第，祖上姓叶赫那拉，与词人纳兰性德同族。叶嘉莹的父亲毕业于北大英文系，伯父则曾在日本留学，母亲、姨母、伯母都曾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通晓诗词，做过教师。1924年，叶嘉莹出生，正是荷叶田田的七月，家里人为她取了个小名“小荷”。
叶嘉莹是关在院子里长大的。她的祖宅位于北京西城察院胡同，作家邓云乡幼年时曾去过叶家，他在《女词人及其故居》中曾回忆叶家的诗意氛围：“一进院子就感到的那种宁静、安详、闲适的气氛，到现在闭上眼仍可浮现在我的面前，一种特殊的京华风俗感受。（叶嘉莹伯父）头上戴着一个黑纱瓜皮帽盔，身着本色杭罗旧长衫，一位和善的老人，坐在书案边，映着皆无纤尘的明亮玻璃窗和窗外的日影，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而成。”
叶嘉莹的父母认为，儿童幼年记忆力好，没必要去小学里学“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的浅薄语文，而应该多读古典诗书。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叶嘉莹受到严格的家教。
当兄弟们出去郊游，邻居家的小女孩荡秋千、溜冰、踢毽子的时候，叶嘉莹在读书。少出家门，她幼时写作的诗都是自家院子里的事物：秋蝶、翠竹、菊花、流萤……带着童趣和烂漫。
伯母带她读唐诗，姨母教“四书”，父亲带着她学一些英文短歌，而通晓诗词、熟知大家的伯父，则总是以闲谈的方式向她传授诗词知识。叶嘉莹眼里的伯父，与王国维很相像：都留着长辫，古典文化修养极深，对民国初年的政治状况感到失望。
18岁冬季，有感于自己与书相伴的年少生活，叶嘉莹曾作《岁暮偶占》一诗：“写就新词近岁除，半庭残雪夜何如。青灯映壁人无寐，坐对参差满架书。”
高中毕业后，她一度犹豫，究竟应该是从实用方面考虑选择北京大学医学系，还是从兴趣方面着想选择辅仁大学国文系。最终，她选择后者，在这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恩师、当时辅仁大学国文系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顾随先生。
“一般的老师讲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顾先生给我的是心灵的启发。”叶嘉莹在《红渠留梦》中忆道。顾随讲课重在感发，经常旁征博引、神行千里，因而被一些学生称作“跑野马”。叶嘉莹却深深受益。自从大二初次上顾随的唐宋诗课程，凡是顾先生开的课，她全都选修，甚至毕业在中学教书时，也经常回到大学旁听。
六年间，叶嘉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落记下顾先生的课堂笔记，有整整八大本。之后的时光里，不论漂泊何处，哪怕没有行囊、财物尽失，这八本笔记，连同顾随点评过的习作一起，一直被她带在身边珍藏。
师从顾随的第二年秋天，叶嘉莹写了《晚秋杂诗》七组，顾随没有点评，而是步韵相和，以示肯定。在叶嘉莹离开北京近十年后，顾随曾记起叶嘉莹在1943年写的《踏莎行·用羡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作了一首和词。直到2009年，叶嘉莹才看到这首词，十分感动。
叶嘉莹不止一次说道：“父母的恩情是养育之恩，与子女是骨肉之情，但是二者未必能有真正的理解，更遑论心灵的契合。而老师和弟子之间的因缘遇合，虽然没有这种血缘上的骨肉之情，却可能做到一种真正的心神相通、道义相传。”
1997年，叶嘉莹用自己的退休金，以顾随的别名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而那八本笔记，她也早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京之，集合出版为四十余万字的《顾随文集》。
弱德持身往不回
“叶嘉莹是一个向内追求的人，重视的是内心感受，而比较忽视外在的现实。在大学里除了读书以外，她对于外在社会的种种现实几乎一无所知，那时不仅避谈政治，甚至连学校里的活动她也不参加。”叶嘉莹南开大学2010级博士生熊烨在《叶嘉莹传》中写道，“不过她毕竟生活在一个动荡危亡的时代，当世变袭来时，它所造成的惶恐不安和切肤之痛，对任何国人来说都是无法避免的。”
叶嘉莹也曾说，自己的前半生是在命运推动下“被选择的”。“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留在那么美好的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她说，“只有回国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叶嘉莹出生那年，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北方交战。她上初中的时候，从长辈们的交谈中，她得知国土正在被日本逐步侵略。她还记得，1936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上街进行爱国抗日游行，却遭到大刀砍伤。次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秋季开学时，许多旧日师友都不见踪影，教科书被涂改、撕毁，学生们被迫开始学习日语。
叶嘉莹的父亲当时在航空部门任职，随着国民政府不断向南迁移，妻儿留在北平，过着以混合面果腹的日子。她高中毕业时，和父亲彻底失去了联系。
17岁丧母，叶嘉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生的无常和空幻。原本身体不错的母亲罹患肿瘤，前往天津开刀不幸感染，在回京的火车上逝世，年仅四十多岁。“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钉子锤在母亲棺木上，也敲打着她的心。她一共为亡母写作了八首《哭母诗》。
叶嘉莹22岁时，她初中的英文老师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表弟赵钟荪。叶嘉莹生性不喜社交，“我这个人比较古板，很保守，从旧家庭长大，没谈过恋爱”。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她对赵钟荪比较客气，而不像对其他男同学那样不理睬。
赵钟荪常常跑到叶嘉莹家里打乒乓球，提过几次结婚的事，但叶嘉莹没有答应他。相识两年时，赵钟荪再次向她提出订婚，否则不去南京海军上班。那时，赵钟荪刚失业，还带病，南京海军的工作是家里帮忙谋来的。叶嘉莹心软，以为赵钟荪是因为常来北平看自己才失业，不想耽误他的前程，于是答应了他。
1948年3月29日，叶嘉莹南下结婚。这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了11月，海军接到撤退通知，叶嘉莹夫妻从上海乘坐邮轮抵达台湾。那时，她以为离开只是一时的，除了顾随课堂的笔记，她没带任何行李，不想与家乡一别就是三十年。
次年，她和丈夫先后经历了“白色恐怖”——1949年圣诞前夜，赵钟荪被抓走；1950年夏天，她连同襁褓中的女儿一同被关进彰化警察局。不久，她被释放，丈夫却在狱中呆了三年。三年里，叶嘉莹在丈夫姐姐家的走廊打地铺，带着女儿在光华女中教课。
牢狱之灾让赵钟荪性格愈加暴躁。她生二女儿赵言慧时，丈夫一看又是女儿，扭头就走。
“其后外子虽幸获释放，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习俗下，他不幸的遭遇自然造成他内心的许多牢骚愤怨，我对此有相当了解，所以遇事更加格外容忍。”叶嘉莹在《我的生活历程与写作途径之转变》中提到，自己那时生了二女儿，得了气喘，要照顾两个女儿，为了家庭在多个学校兼职，丈夫却不体谅她。“（我）还要以未曾做好家事的负疚心情，接受来自夫权的需求和责怨。我那时对于一切加在我身上的咆哮欺凌，全都默然接受，这还不仅是因为我过去在古老的家庭中，曾接受过以含容忍耐为妇女之美德的旧式教育使然，也因为当时我实在再没有多余的精力做任何争论了。”
最痛苦的时候，她甚至想过用煤气结束生命。“那时我终于被逼出一个自求脱苦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一部分精神感情完全杀死，这是使我仍能承受一切折磨而可以勉强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对于这些痛苦，叶嘉莹很少提及。李玉华记得，在两年的跟拍中，仅有一次，叶嘉莹把导演叫到自己房间。她坐在床沿边，双脚悬空，一晃一晃。“她和导演说，她先生是怎么欺负她的。那时候看她，像个小女孩一样跟导演诉苦，说自己是怎么撑过来的。我听的时候真的是当场眼泪就要掉下了。”李玉华说。
李玉华曾问过她：“先生，您怎么没想过离婚呢？”她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不能离婚，离婚的话，人家可能会觉得我们有问题。
1966年，叶嘉莹受邀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讲学，后来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定居温哥华，不久后就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之所以前往海外，她还有另一层经济方面的考量。“叶先生是一家经济的支撑，又是一位妻子，要照顾一家人。”李玉华说。
生活慢慢安定下来，叶嘉莹曾对大女儿赵言言说，“等你有了小孩，我就帮你带孩子”。不料，突发变故。1976年，当她在美国开会时，接到女儿、女婿因车祸身亡的噩耗。
料理完后事，她在家中终日哭泣，写了十首《哭女诗》，“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尽管悲伤，她在学校里却保持着一贯的得体。在《掬水月在手》中，同事刘秉松回忆道，那时在学校碰到叶嘉莹，她只是眼眶一红，就走过去了。
这是叶嘉莹性格中固执的一面。她曾说：“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我多年来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的和愉平静的表现。”
丧女之痛让她有了新的感悟：“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能成为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她下定决定要回国教书，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1978年，她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申请回国讲学的心愿；次年，得到教育部批准。此后，她每年寒暑假自费回国讲学，直到退休。
古来才士多厄运，人生的不幸都化作了诗词。“我是在和诗词谈一辈子恋爱。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叶嘉莹说，“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2008年5月，赵钟荪在温哥华逝世。临终前，他把手伸向叶嘉莹，她握住了。次月，叶嘉莹写了三首七言绝句。“剩将书卷解尘埃，弱德持身往不回。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无哀。”
“弱德之美”，本是叶嘉莹对于词的美感共性提出的一个看法，她将其解释为“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在1998年写作的《〈荔尾词存〉序》中，她又进一步将“弱德之美”，阐述为约束与收敛中还保有对理想的追求、品德上的操守。许多大家指出，“弱德之美”不仅是叶先生提出的一个理论，更是她本人的写照。
莲实有心应不死
诗人痖弦在电影院偶遇1960年代的叶嘉莹，用“空谷幽兰”形容其人：“相隔不远的走廊上站着一位气质出众的年轻女子，一下子把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看样子她也是一个人看电影，身穿米黄色风衣，围着淡咖啡色丝巾，衣着合身，颜色也搭配得非常淡雅。真是亭亭玉立，风姿绰约。衣着还在其次，只是那种脱俗的、淡定的神情，显得那么清雅。似乎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沉浸在自己冥想的天地里，对周围乱糟糟的人群视而不见似的，真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
只不过，叶嘉莹“神情意暖而神寒”，让他不敢冒然向前打招呼。叶嘉莹的一些学生、同事也提到，叶先生身上有着一种距离感，让人感到很难真正走进她心里。她的堂哥叶嘉毂与她曾是同学，毕业时在同学录里形容她：“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
唯有面对诗词，叶嘉莹才会卸下所有的盔甲。她的学生常常为她讲课时的风采和感发的力量所倾倒。诗人席慕容说：“叶先生讲课的时候，那个感发的力量，当她介绍李白的时候，李白就很骄傲地出来了；当她介绍杜甫老年的诗歌的时候，杜甫就真的老了……老师一开始讲辛弃疾，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有一种雄浑的气势逼人而来，好像就是辛弃疾的本尊来了，跟我们说他的蹉跎的一生。”
她与自己的学生之间，有着“心神相通、道义相传”的连结。当年，她南下结婚，学生们都来送她，女生在啜泣，男生则拉着她的自行车后座不想让她走。
作为老师，她身上有种很强的感染力。李玉华说，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施淑仪曾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当时，因为叶嘉莹回大陆写了《祖国行》，台大取消了她的教职，施淑仪立即退学，跟着叶嘉莹到了温哥华。在南开，许多年轻人，原本学物理、法律、新闻的，都因为听过叶先生讲课，改学中文。
直到91岁，叶嘉莹还在带学生，给他们在自家客厅授课。她原本生性内向、不喜抛头露面，却参加了《朗读者》《读书》等几档节目，为观众读诗。为了带领孩子们从小背诵古诗词，她在92岁那年，花费了一个暑假的时间，精挑细选218首古诗词，编纂了《给孩子的古诗词》，又在次年不辞辛苦亲自录制了这些诗词的吟诵和讲解。房子卖了，所得钱款连同她所有的版税、退休金和存款一起捐赠给南开。
不仅是学生，只要来者自称对诗词感兴趣，她便信任对方，愿意和对方聊诗词，“比如说有家庭主妇、建筑工人，听到她讲课的广播和音频，给她写邮件，她都是回邮件的”。李玉华说，在叶嘉莹眼中，人与人没有分别，“为了传承古典诗词，她愿意跟一千个人讲，也愿意跟一个人讲”。
有时候，对于传承古典文化，她也会焦虑。她曾在课堂上“训斥”学生：“如果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文明财富在你们这代人手中损毁了、丢掉了，那你们就是这一代的罪人。”
年事渐高，加之身体出现状况，她有时需要依靠轮椅出行。走路时，需要由助理搀扶着，脚步已经有些不稳。可一旦发现大众缺乏古诗词修养，她会瞬间被点燃。李玉华回忆，一次，叶先生在录音棚里录制诗词吟诵，有位工作人员在打印的时候，因为不了解，把原本参差不齐的词，整个居中了。叶嘉莹一看文稿，脸色马上铁青，抄起笔就开始更正断句。
她又是乐观的。2001年，她漫步在南开的马蹄湖边，此时正值秋季，荷花早已凋零。她想起自己曾读到的一篇考古报告说，从汉墓中发掘出的莲子，历经两千年时间，早已干枯，但经过精心培育，又再度生枝开花。感发于此，叶嘉莹写下《浣溪沙·为南开马蹄湖荷花作》：“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我既然认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有这么多美好、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应该让下一代的人能够领会，也能够接受。”在一次讲座中，她提及这首诗，这也是他人询问她关于古诗词未来时，她常引用的诗句。“中国宝贵的传统，这些诗文人格、品性，是在污秽当中的一点光明，希望把光明传下去，所以是要见天孙织锦成，我希望这个莲花是凋零了，花也零落了，但是有一粒莲子留下来。”
“历史都是摆荡的。一时的消退，一时的被冷落或者被忽略，并非绝对，这也是为什么叶先生一直保持一个非常乐观、非常积极的心态。”陈传兴认为，叶嘉莹的乐观并不是一厢情愿的积极或者热血，而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待诗词的流传，“站在大历史来讲，此时此刻一时之间的衰退不算什么”。
（摘自《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