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23位元勋的名字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时光荏苒，今天，当我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时，健在的“两弹一星”元勋只有王希季、孙家栋两位了。

回想当年，他们相遇时，是怎样一段风云际会的佳话？

“从头摸起”

时间回到1958年。

那一年国庆节后，不少人发现，北京北郊一大片高粱地突然变了样。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人在这里砍高粱秆、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有个身影格外显眼——他身材高大，动作却笨手笨脚，比如抬砖时，他不是把扁担放在肩膀上抬，而是用手举着扁担抬，因为扁担压得肩膀疼，他就用双手抓着扁担往上撑，但这样其实更费力。

此人便是邓稼先。两个月前，他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今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原子能所）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第九研究所（1964年因机构调整改称第九研究设计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九所）工作。九所的定位是一个准备接收、研究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相关图纸资料，调集、培训技术人员的机构，邓稼先的任务就是从苏联专家那里学知识。

研制原子弹是一项重大国防工程，从一开始就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1955年1月，面对西方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中央还批准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成员包括7名副总理、7名部长级领导干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公告诉记者：“中央专委具有高度权威，能发挥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协作能力，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及时协调和解决困难和问题，每次会议都只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解决具体问题，保障了原子弹按时、按计划爆炸。”

比如，有一次中央专委开会，最后说到经费问题，周恩来总理立即对主管财经工作的李先念说：“先念同志，你得高抬贵手。”李先念把手举得高高的，说道：“对‘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抬得高高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非常薄弱。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并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更是为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蒙上一层阴影。

一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于是，二机部九所成为核武器科研中心，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汇集于此。

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拜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时，紧紧握着张劲夫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靠科学院哪！”

“没有问题。”张劲夫承诺宋任穷，“第一，我把原子能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

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成了二机部副部长，负责有关技术协作项目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科学家当中，不少人的命运转折就和钱三强有关。

比如邓稼先。邓稼先是钱三强几年前从原子能所“挖”到中国科学院院部学术秘书处当助手、做学术秘书的，现在他要再“挖”邓稼先一次。1958年，钱三强找到张劲夫，要求调邓稼先到二机部九所。张劲夫回答：“可以，邓稼先去了，我们另外找学术秘书，科学院能做学术秘书的人有很多，对邓稼先同志来说，当学术秘书也没有充分发挥他的长处。”

又比如邓稼先的老同学朱光亚。1942年，朱光亚插班到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二年级，与邓稼先相遇，他们和同在西南联大的杨振宁、李政道志趣相投，成为好友。后来，朱光亚和邓稼先先后进入原子能所，成为同事。“挖”了邓稼先的第二年，钱三强又把年仅35岁的朱光亚“挖”到九所工作。

同在原子能所的王淦昌、彭桓武和从苏联回国的北京大学教师周光召，也陆续进入九所。还有钱学森推荐来的力学家郭永怀，以及从南京大学调来的理论物理学家程开甲、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调来的工程物理学家陈能宽，也来九所报到了。

进行核弹研制的几位元勋科学家先后来到九所，他们均出生于20世纪初期，成长于国破家亡、受尽屈辱的年代，有着共同的爱国底色。陈能宽给学生讲过一件事，当年他去美国留学的船上有个理发师，一天他去理发，却被告知理发师休息了——这是理发师不想给中国人理发的托词。陈能宽叹息道：“国破方知人种贱，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中华民族，我们这个事情（原子弹）一定要搞成功。”

接下来，是他们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龙头的三次方”

九所的所长是李觉，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副所长由朱光亚担任，负责全面组织核武器研究、设计、试验中的科学技术工作。此外还有彭桓武、郭永怀、王淦昌、程开甲4名技术副所长。彭桓武主管理论研究，郭永怀主管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王淦昌主管爆轰物理实验研究，程开甲负责原子弹爆轰条件和状态方程的研究。

曾任二机部副部长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副总指挥的刘西尧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称“要抓‘龙头的三次方’”：“搞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所（即九所），研究所的龙头又在理论设计部（以下简称理论部）。”这个理论部就由彭桓武分管，主任是邓稼先，第一副主任是周光召。

朱光亚回忆过理论研究起步时的艰难：“主要的困难就是资料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资料。我们调来的人就算是骨干，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也要学，不学不行……”为了争取研究时间，朱光亚和邓稼先等人一起，从为数不多的现有材料中细细翻找，整理成一份较为完整的资料，组织大家学习。

在彭桓武的倡导下，理论部每周一上午固定开一次专题讨论会，科研人员不论长幼、资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谁说得对就听谁的，彼此之间不称呼头衔、职务，而以“老”“小”相称，邓稼先就成了大家口中的“老邓”。

“老邓”和同事们相处非常大方，别人到他那里去开会，翻他的衣袋找好烟抽，翻他的抽屉找糖和点心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