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大家叫我“福将”
作者 陈佳莉
发表于 2024年11月

“你听说过邓稼先吗?”

上世纪80年代,杨振宁在中国向一名从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提问。见对方摇头,杨振宁极为震惊,说邓稼先为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中国学核物理的大学生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是因为,出于保密的需要,“邓稼先”这3个字不能和核武器有联系。直到198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解密”工作才展开。

1996年7月29日,中国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核试验,并宣布从次日起暂停核试验。这一天,是邓稼先去世10周年。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返回器着陆,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一天,是邓稼先诞辰100周年。

对他的怀念,这样深切地铭刻在建设科技强国的无数个细节里。

邓稼先的妻侄许进,这些年来一直在宣传“邓稼先精神”。他经常要回答的问题是:今天我们要从邓稼先身上学习什么?“我们有权利追求美好生活,邓稼先当年不顾一切奋斗,目标就是让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过得更好。但是,一旦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我们能够服从国家利益,这就是学习邓稼先的意义。”许进对记者说。

一种信念

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在美留学期间还曾住同屋,用杨振宁的话说,“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杨振宁对邓稼先的评价是:“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的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

他的道路,就是要让贫穷落后的祖国强大起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放出话来,要求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时要鞠躬行礼。13岁的邓稼先对弟弟说:“不走那些日本人的岗哨,咱们愿意绕路,他们管不着!”日本人拿着一袋袋的纸旗发给北平的学生,逼学生游行庆祝日军的胜利。邓稼先撕碎纸旗,摔在地上狠狠踩。同学们纷纷效仿。事情闹大了,父亲邓以蛰不得不让邓稼先跟着比他大10岁的姐姐邓仲先一起南下避风头。

1941年,邓稼先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他在给大姐的信中写道:“(日军的)炸弹在距离我们很近的江面上炸开。如果再偏过来一点儿,我们就完了。我们所在的大后方是如此不安全。一个弱国,备受欺凌,他的国民是没有平安可言的。”

1948年,邓稼先前往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临行前,好友袁永厚对他说:“新中国的诞生不会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天快亮了!”带着“天快亮了”的信念,邓稼先一反在国内求学时的潇洒做派,在美国学习异常刻苦。面包和香肠是他填饱肚子的主要饭食。住宿就在狭窄的尖顶阁楼里,还是和一名室友合租。这名室友便是日后中国著名低温物理学家洪朝生。仅用了1年零11个月的时间,邓稼先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他才26岁,人称“娃娃博士”。

在普渡大学期间,邓稼先没少接受杨振宁的资助。假期时,邓稼先还会到杨振宁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所找他。杨振宁是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而1945年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当时在该研究所担任所长。

直至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将邓稼先和奥本海默作对比。杨振宁跟奥本海默共事了17年,跟邓稼先是挚友,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他说:“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杨振宁有个一针见血的评价: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如果换个位置,都不可能成功领导各自国家的原子弹工程。

从1950年拒绝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而选择归国的那一天起,邓稼先的命运就和中国的原子弹联系在一起了。

→ 1984年,邓稼先在查看书籍资料。

在他归国的第二年,1951年10月,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请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带口信给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放射性镭交给杨承宗,让他带回了中国。

在他归国的第五年,1955年1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在他归国的第八年,1958年8月,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隐姓埋名,为祖国研制核武器。

一个秘密

“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邮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在调动工作的那天晚上,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促膝长谈。

本文刊登于《新华月报》2024年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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