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其核心是历史上对中国古人军事思维方式和军事行为模式起决定作用的基础观念和精神风尚，它是数千年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共同心理趋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科学把握其优秀特质及历史局限，正确认识古代中国的军事传统。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根植于中华文明母体，独特的历史土壤塑造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特色面貌，突出表现于三个方面。

（一）在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体现出非扩张性特征。

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繁衍的华夏大地，西北耸立着帕米尔高原，西南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东、南两面为万顷波涛，北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草原。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古人祈求安定、注重秩序、崇尚和谐的心理趋向。

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精神产物，在数千年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以德立国，主张施行德政教化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并影响和感化天下，反对侵略扩张穷兵黩武，这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性——非扩张性，突出表现为历代封建王朝重内部治理而非对外扩张，强调在施行德政的基础上慎重、合理地使用武力，反对滥用武力、逞暴天下。

秦汉以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宜农区域陆续得到开发，在统一的王朝之内，古代儒家思想对军事文化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正如唐太宗贞观三年所说，“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见《资治通鉴》）。相应地，轻率对外用兵在儒家思想看来是一种耗费国家力量、危害社稷安定的行为，儒家更多的时候是推崇“修德怀远”“德化天下”的政治理念。公元15世纪初叶，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次出使海外，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跨越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下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这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非扩张性特征的充分表现。

（二）在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长期对抗下，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体现出防御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周边的游牧民族，特别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由于古代草原游牧经济结构较为单一，满足不了生活多方面需求，其抵抗自然灾害能力较弱，游牧民族因此长期对农业经济存在一定依赖性，体现在军事上就是游牧民族常常季节性南下，从农业区掠夺生活必需品。于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长期对抗，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基本地缘格局。而长期游牧生活赋予了游牧民族精于骑射、行动迅疾、自我保障能力强等军事上的天然优势，让这种长期对抗呈现北攻南守的总体战略态势。

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往往首重防御自守，并会随国力的盛衰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之间变化。积极防御，往往表现为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如强汉盛唐以及明朝永乐时期，中原王朝都曾集中主要军事力量北征草原，并取得一系列胜利，先后击败匈奴、突厥和蒙古诸部军事力量。消极防御，通常表现为收缩防线、只守不攻，凭险筑城、深沟高垒，各个朝代的中后期大抵如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即便是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也很难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草原边患，汉武帝、唐太宗以及明成祖等著名帝王也未能完全实现这一目标。而由于生产力、交通条件以及军事科技等的限制，封建王朝长时间大规模对外用兵会极大消耗国力，甚至引发内部动荡。因此，历代王朝针对北部威胁的进攻行动通常无法长期化，往往是消除直接军事威胁后就适时收兵，而防御态势则是经常、普遍和持久的。这种历史状况塑造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鲜明的防御性特征。

（三）发达的兵学体现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智慧型特征。

广袤的华夏大地不仅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培育了中华民族智慧辩证的心性，表现为长于辩证思维，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善于综合地、动态地把握事物。这种传统体现在古代军事文化上就是注重对战争规律、战争法则的探讨、总结，注重把握战争规律、理性智慧地指导战争。

中国古代军事思维十分发达，从《周易》中的军事思想萌芽，到《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等军事专著的相继问世，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统军事理论，开启了兵学兴盛的滔滔长河。据统计，中国清朝以前见于记载的兵书多达4000余部，目前传世的兵书仍数以千计，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兵书总和。

与西方早期军事著作相比较，中国古代兵书不但问世时间更早、数量更多，而且具有更深邃的理论思考。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代表性军事著作包括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色诺芬的《长征记》，这些军事史著的作者虽然在历史的叙述中阐发了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一些理性认识，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