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这是《庄子·天运》开篇的“大哉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这是屈原《天问》的上下求索。古往今来，壮阔的宇宙、灿烂的星汉，曾激起我们多少赞叹，又曾引起我们多少好奇与想象！

“天问”有待“天答”。中国古代许多才智卓绝的学者并不满足于想象与赞叹，他们不仅要追寻“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模样，还要通过实证的方式，破解“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的奥秘，推究“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规律—东汉张衡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而他的“天答”，就藏在他以《灵宪》为代表的天文学著作当中。

数术穷天地，制造侔造化：张衡其人其事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和机械学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堪称当时的“最强大脑”，范晔《后汉书》更是为他单独设立《张衡列传》以表崇敬之情。

张衡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之中。从张衡的祖父张堪那辈算起，张家便已是南阳郡的世族大姓。张堪，字君游，年甫十六便受业长安，诸儒都称他为“圣童”。汉光武帝刘秀还是布衣之时，便时常夸奖张堪的节操。后又以征讨公孙述、击破匈奴以及勤政爱民而名垂青史。

张衡与他祖父一般，年纪轻轻便已崭露头角。《张衡列传》说他“少善属文”，后又游学三辅，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深造，“遂通五经，贯六艺”，逐渐成长为一名难得一见的通才。史书说他虽才高于世，却无骄尚之情，性子从容淡静，不好结交俗人。后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国相等官职，且为政均有可观之处。

张衡是东汉中期奇人，他的生平事迹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这里主要聊聊他与《灵宪》之间的关系。

话说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安帝刘祜开始亲政。为了广纳人才，巩固权力，安帝于夏四月诏令百官“举有道之士”（《后汉书·汉安帝纪》）。而安帝又素来听闻张衡擅长天文数术之学，于是“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

太史令，便是专门掌管天文历算的官员。可以推想，张衡就任太史令期间，不仅得以每天观测、记录最新的天文现象，还可以查阅、研究过往重要的天文记录，加上他本身“尤致思于天文”，即尤其能集中心思研究天文问题，故而在过往数十年的专心研究之下，并在任太史令期间的工作便利之下，张衡“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不惑之年的张衡，终于迎来了他的“当打之年”。

《算罔论》又是部什么书呢？唐代李贤注曰：“衡集无《算罔论》，盖网络天地而算之，因名焉。”李贤所见到的张衡文集中，已经没有《算罔论》了，并认为“罔”通“网”，乃网罗之意，据此推测这是一部网罗天地而计算之的著作。

既然《算罔论》与《灵宪》诞生于同一时期，那么二者很可能在思想上、内容上及方法论上具有密切联系。倘若在未来某天《算罔论》突然出土了，即使只是残章断句，相信也能为《灵宪》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助益。

张衡之所以能成功撰著《灵宪》，还离不开他善于学习的品质以及强烈的实证追求。

张衡一方面广泛学习西汉京房、扬雄等人的天文学理论，《张衡列传》说他“常耽好《玄经》”。《玄经》便是《太玄经》，扬雄所著，书中涉及了大量阴阳五行、天文历算等知识。而且据《隋书·天文志》记载，扬雄为浑天说的支持者，曾以八事诘难盖天说。张衡本人恰好主张浑天说，而《灵宪》也是浑天说的集大成之作。

另一方面，张衡又深入研究同时代的天文学理论精华，如略早于张衡的王充，其代表作《论衡》中《谈天》《说日》等篇章曾对张衡的天文学思想产生一定影响。可见，张衡研究天文学，真正做到了登高而博见。

不仅如此，张衡研究天文学并非闭门造车、独学无友，而是常与好友崔瑗、王符切磋琢磨，以广见闻。

崔瑗，字子玉，他十八岁游学洛阳，从大儒贾逵问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并与“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