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二年（221）正月，魏文帝曹丕代汉后不久，便下了一道诏令，以孔子二十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令其奉孔子祀。这一事件，可视为曹丕服膺儒家的代表性事件。而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曹操时期。虽然上世纪的许多学者都习惯将曹操视为寒门出身的“法家”代表人物，并不断强调“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这一事实，但从曹操的为政举措中，也能看出他对儒学的重视。

早在建安八年（203），曹操就曾下令说：“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曹操于此间颁布的《修学令》与去年颁布的《置学令》，都明确表现出他欲恢复儒学、以兴教化的政治主张。据学者黄炽霖对曹魏中央机构官员的统计结果，还可以看到：自曹操创业以来，儒学化的世家大族就始终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只是，这终究不是曹操、曹丕父子的个人意愿。

圣王功业，尊孔兴儒

用一个人的性格底色，来判断他的执政特色，有些时候是合适的。比如董卓、吕布、李傕等凉、并军阀，因长期生活在汉胡杂居的边僻之地，“习于夷风”，尊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的生存法则，好以强权镇压反对的声音，因此在行事时，颇显粗猛与暴虐。在他们掌权时，朝臣屡屡反抗，关东士大夫不愿与西部军阀合作，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后者习以为常的残暴手段，同样是士人耻之为伍的重要因素。

不过，性格底色与执政特色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适如曹操、曹丕父子，虽然尊奉儒家、服膺儒学，并不代表他们是传统的“儒生”。《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同传注引《曹瞒传》又云：“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这两段材料常用来证明曹操与儒学士人的格格不入，曹操少时机变，有权谋，功成名就后，依然放浪形骸，流连歌舞之中，丝毫不在意自身形象。无论怎么看，他都不是一位合格的“儒士”。故前辈学者将他视为“法家”，也在情理之中。尽管，这并非是曹操的真实形象。

乱世须用重典。曹操执政期间，对儒学世族多有打压之策，他的形象离“儒士”已有较大差距；不过，作为其继承人的曹丕，比他父亲更像一位“儒士”。《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更为关键的是，曹丕甫一即位，就不遗余力地表明他对儒学的大力推崇。在称帝前夕，曹丕下令表彰“二十四贤”，学者徐冲认为曹丕是以“清流”继承者自居的。在称帝后不久，曹丕“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扩大儒学招生范围。随即下诏尊奉孔子，引起极大轰动。至黄初四年（223），曹丕“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再加上他即位以来就力推的一项文化事业—“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一桩桩一件件，都足以证明曹丕对儒学的看重。可若是细究起来，曹丕这些行为，又不免有政治作秀的嫌疑。

前文已述，刊刻立碑，用以铭记重大事件，是曹魏官方的特权。曹丕下诏对鲁县孔子庙进行修整，这一历史性事件被刻在石碑上，幸运地保存下来，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子故里）孔庙北侧的汉魏碑刻陈列馆中。其碑额名为《鲁孔子庙之碑》，因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蒙荫先祖荣光，受封大魏宗圣侯，故此碑又称《孔羡碑》。

碑文开头即写明此次立碑之用意：

维黄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轩辕之高纵，绍虞氏之遐统，应历数以改物，扬仁风以作教。于是辑五瑞，斑宗彝，钧衡石，同度量，秩群祀于无文，顺天时以布化。既乃缉熙圣绪，昭显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礼，兼绍宣尼褒成之后，以鲁县百户，命孔子廿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以奉孔子之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