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期刊投稿系统中的“已接收”字样，齐威叹了口气。

齐威是北京某“双一流”高校计算机专业的2018级直博生，学制五年，但他已进入读博的第七个年头。去年，他因为论文成果未达毕业要求而延迟毕业。近期被接收的这篇论文，他写了三个月，投稿却投了一年。反复拒稿与修改中，他错过了申请今年夏季毕业的时机，再次延毕。

“读博就是一场和不确定性的斗争。”齐威说。实验结果不确定，导师意见不确定，论文发表不确定，还有未来就业不确定。他每天能确定的，只有离毕业还差多少篇论文，以及手里的横向课题还有多少字的方案要写。

近年来，国内博士持续扩招，2024年，国内多所高校博士生招生人数再创新高。多位受访专家称，博士生的竞争压力与就业压力长期存在，且会进一步加剧。扩招之下，博士生的求学之路或将面临更多挑战。

扩招与“放养”

齐威刚进课题组时，组内有10个在读博士，包括他在内的2018级博士共有6个，下一届新招博士生增加到10个，而到了2023年，光是组内一位“小导师”就招了4个博士生，而课题组共有6个“小导师”，当年新招博士人数超过20人。

课题组膨胀的现象并不鲜见。苏成今年从北京某“双一流”高校人工智能专业博士毕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刚进组时三十多个工位的办公室还未坐满，后续几年学弟学妹就需要抢位子了。课题组为了避免争抢开始按照学生所属导师和就读年限划分工位，一些延迟毕业的博士被安排到了另一间小办公室，苏成便是其中之一。他延毕了一年。去年6月，学校通知不再提供延毕博士生住宿，苏成只得搬离。

“扩招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持续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数据，国内研究生招生总人数从2011年的56万人增长至2022年的124.25万人，十年间增长了一倍多。2019年，国内博士招生人数首次突破10万大关，2023年超过15万人。

多所高校发布的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显示，计划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人数较往年有所增长。西安交通大学2024年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2100名，相比前一年增加了300人。新增授权点也是扩招的一大表现。今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专家核查及评议结果公示》，本轮全国新增83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192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涨幅超过2020年。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研究生扩招的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2020年，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以满足国家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在郭英剑看来，这一需求有几个层面：经济转型与创新驱动， “双一流”建设助推，疏解高层次人才短缺压力，以及应对国际竞争之需。由于需求导向，新一轮学位授权点增长集中于理、工、农、医领域，智能科学与技术、纳米科学与工程等交叉前沿学科的增长尤其显著。

专业学位增加则是另一大亮点。此轮新增专业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别为351个和1566个，占比超过40％和80％，总体增幅较前一年达36％。郭英剑指出，未来硕士阶段教育会更偏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相应地，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将向博士阶段集中。

不过，专业学位的培养模式还缺乏区分度。2023年发表于期刊《大学与学科》的一篇文章指出，目前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在教学师资、教学环节和方式、论文标准等方面区别不大，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特色不明显。

上述文章作者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阎凤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该院二十多年的办学过程中，教育专业博士的延期毕业率可达30％，十年平均学业完成率仅为54％，论文抽检问题频出，“学生论文完成度差异很大，学习挫败感强，教师的指导积极性也不高，迫切需要找到提高培养质量的办法”。

根据教育部官网数据，2023年，我国研究生导师总数超过55万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1万人，同时指导博士和硕士的导师为12万人。在读博士生超 61 万人。粗略算得平均博士师生比约为1：5。沈文钦指出，随着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的推进，师生比趋于稳定，可以应对适度扩招，但究竟扩招到什么程度会引发明显的教师资源短缺，还未可知。

多位受访学生表示，导师的精力有限，对所带学生很难平均照顾。齐威的“大导师”以“放养”学生闻名。博一下学期整整四个月，他和导师没有任何联系。学期快结束时，导师发来一张学生登记表，问他博士几年级了、有没有开题。

同门告诉苏成，导师会深入指导他最看重的几个学生，包括选题和技术细节，对其他人的指导则只限于每学期组会上的几次交流。苏成的理解是，“大导师”要忙着维持学术关系、申请项目基金，就像养活课题组这么多成员的“父母”，不太可能兼顾所有“孩子”，因此将学生分配给了同课题组的多位“小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