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大学N号房”事件始末
作者 郑立颖
发表于 2024年11月

早上天还没亮,金灿的手机就震动了一下。她打开一看,那是一张以她照片为基础的深度伪造(Deepfake)色情图片。她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对方通过社交平台Telegram发来一条消息:“你好,这很有趣吧?”

金灿震惊不已,手颤抖不止。她努力握紧手机,而手机不断震动,一张又一张不堪入目的色情图片和数条视频传过来。“快回复,回复我,我就告诉你我是谁。”

躺在床上的她,感觉自己坠入无底深渊。

“为什么受害者是我?”

那是2021年的夏天,28岁的金灿正准备去美国留学。突然而至的手机信息,将她的生活全部打乱。

在被恐怖的信息轰炸近两个小时后,金灿颤抖着在网上输入“Telegram”“合成照片”等关键词。她发现,很多韩国女性已经遭遇过类似的情形。

金灿向搜索到的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持中心拨去电话,对方告诉她,如果施害者还在持续发送信息,建议拨打112报警。警方接线员则告诉她:“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并去最近的警察局报案。”

金灿坐立难安。母亲开上车,陪她一起前往首尔西大门警察局。

“报警?就算你报警,也抓不到我!”手机里,又收到一条消息,就好像施害者在监看着这一切。坐在副驾驶座上,金灿四处摸索,寻找是否有隐藏的摄像头。“我感觉自己被套在了绞索上,无法逃脱。”

“你跟谁有仇吗?”接待的警员询问金灿,她摇了摇头。在警察局登记完信息,手机里的信息又来了。走出警察局,金灿感觉胸闷气喘。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当天首尔的气温超过30度。

回到家中,金灿仔细回忆。对方所使用的照片,是她在社交媒体KakaoTalk上的两年前就已经换掉的旧头像。这可能意味着,施害者“在自己的通讯录里已经超过两年”。

一个月后,西大门警察局打来电话,要求金灿提供更详细的陈述。这一次,父亲陪同她一起去了警察局。他们询问警员,这一个月有什么进展,对方没有回答,而是问了金灿几个问题。

“你知道合成图片的照片来源吗?”金灿回答说不知道,那只是社交媒体上的头像。“还有其他线索可以识别施害者身份吗?”金灿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对方的昵称是“Kim T”。“你能提供的线索只有这么多了吗?”金灿点了点头。

金灿本希望警方能够找到更多线索,查明施害人的身份。但她发现,一个月以来,他们什么也没做。警方还重申了她原本听过很多遍的说法:“涉及Telegram的调查很困难。”

Telegram是一款跨平台的即时通信软件,支持用户相互交换加密与自毁消息,发送照片、影片等所有类型文件。该程序具有强大的隐私保护功能,可以防止任何人(包括执法机构)访问存储在服务器上或通过网络传输的加密数据以及用户信息。

2021年8月底,金灿回到美国继续读书。因为难以摆脱焦虑和恐惧,金灿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当地接受治疗。

同年12月,警方向金灿父母家发出“因缺乏线索,暂停调查”的通知。金灿早就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但真正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她还是感到既绝望又生气。“如果连警察都无法处理,那我又该向谁求助?”

最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金灿还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受害者)是我?”她换掉用了15年的手机号,缩小了社交圈,强迫自己忘掉所遭遇的这一切。后来,她甚至删除了证据照片和她用来向警方发送信息的电子邮件账户。“我不想在互联网上留下任何关于我的合成照片的痕迹。”她以为这样,世界就可以安静了。

8月30日,韩国首尔,人们携带面具举行抗议,反对深度伪造色情片。本文图/视觉中国

2022年6月,金灿返回首尔。在一家咖啡馆,她见到了首尔大学另一位女性校友,得知3名首尔大学校友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

金灿试图忘记的一幕幕又出现在脑海里,她们的脸部被叠加到没穿衣服的女人身上、尴尬的笑容、看起来像是被轮奸的混乱场景……通过比对照片的形式以及对方说话的语气,她们推测:这可能是同一人所为,而且极有可能是她们共同认识的人。

包括金灿在内,4名受害者决定继续向警察局报案。她们分头行动,向西大门警察局、江南警察局、世宗警察局、冠岳警察局报案。她们以为,受害者人数已经达到4个人,警察局也许可以发起联合调查,但那依旧没有发生。

从“N号房”到“熟人羞辱房”

2022年的夏天依旧燥热,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元恩地照例打开了邮箱,一封举报邮件让她一整晚不能入睡。

邮件的内容,正是金灿等4名女性遭遇网络性侵害的资料。看完邮件,元恩地浑身冰冷,“那种既愤怒又崩溃的情绪再次袭来”。

2020年,韩国爆发“N号房”事件,一时哗然。但很少有人知道,最初发现“N号房”并最终推动“N号房”曝光的,是两个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女生。元恩地,就是两人中的一位。当时,她化名为“火”,和化名“丹”的朴智贤,共同组成“火花追踪团”,每天在“N号房”卧底5个小时,为警方收集了关键的证据和罪犯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元恩地已经注意到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风险。她发现,相较于“N号房”事件,深度伪造数字性犯罪似乎更加可怕。在“N号房”事件中,施害者有一个虐待和恐吓的过程,他们给受害者拍照或者录像,存在身体暴力行为。但在深度伪造性犯罪中,物理界限消失了,那些受害者往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成为的受害者。

“就连日常生活,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犯罪目标。

本文刊登于《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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