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教授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官方的获奖理由是“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这是很有创意的结合。长期以来，经济学被视为经验科学，或是思辩性哲学。卡尼曼因卓有成效地把心理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2013年，卡尼曼的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文版出版，我第一时间阅读了，当时感觉研究新颖、很受启发。

实际上，卡尼曼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心理学，文献著作中关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见解并不多，也远远谈不上深刻、系统。他关于经济的见解在经济学领域其实并不新鲜，很多经济学家早就以各种形式阐释论述过了。但是为什么偏偏是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呢？

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强调的，关键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他采用的不是阐释或论述，而是心理学常用的实验分析方法。在西方，心理学与医学接近，是如假包换的理工学科，大量研究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这种方法在经济金融圈就比较独特了。往深层次里说，卡尼曼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很大程度是因为瑞典皇家科学院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对推崇实证的所谓“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的强烈偏好。某种意义上说，卡尼曼获奖可以看做心理学（理工学科）对传统经济学（人文学科）的一次大规模入侵和“殖民”。

十多年来，我曾多次重读《思考，快与慢》，总是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劲，却又难以名状。而经过这十多年，我对卡尼曼的研究范式以及这本书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诚然，那种循证式的、理工科的思维方式清晰明确、可证明或证伪，颇有可取之处。但经济金融学终究是人文科学，自有其“国情”。卡尼曼式的思维方式，看起来有强健的骨架，却失于经济学的灵魂。

锚定效应理论对思维的锚定

“锚定效应”是卡尼曼和合作伙伴的重要理论。“人们在对某一未知量的特殊价值进行评估之前，总会事先对这个量进行一番考量，此时锚定效应就会发生。这一效应是实验心理学中最可靠也最稳健的结果。”作者举了一个实验的例子。“如果有人问你甘地死时年龄是否大于114岁，你在估测他的死亡年龄时会比锚定问题是35岁（死亡）时更高。”作者坦陈，“我们不是最先观测锚定效应的人，但我们的实验是第一个揭示其荒谬性的实证研究：人们的判断明显受到没有任何信息价值的数字的影响。”

上一段中，作者一直在强调他们推导“锚定效应”理论的方法，即对他们设计精巧的实验的描述。至于锚定效应的内涵本身，却语焉不详，甚至是不知所云。讽刺的是，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锚定效应的体现：作者把读者对他们的理论的认知锚定到研究方法上，而不是结论本身。看来，他们的研究范式成功命中了诺贝尔奖评委的隐秘偏好。

由于卡尼曼（和他的合作伙伴）一再强调研究方法，对结论却少有阐释——或许这在他们看来不够高级——造成的结果是他们的理论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对其理论的解读甚少，从而在实践中他们的理论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这是他们的理论广受诟病之处。看起来很完美，实际中却没什么用。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金融市场上应用以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金融学理论。就拿锚定效应举例子，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锚定效应是否存在。我们关心的是，锚定效应在什么条件下发挥作用？什么条件下不发挥作用？什么条件下作用大？什么条件下作用小？终极问题是，作用究竟有多大？

我思考了很多年也没什么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