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
杨懋春 著
张雄 沈炜 秦美珠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
山东台头，清季民国年间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村庄，却可以链接到此地在20 世纪前半期所经历的诸多震荡。但一任世界转变，社会的基层秩序依旧如同细胞般，将新事物、新名字纳入，并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冲破这一果冻般凝固的秩序无疑十分艰难，杨懋春教授却在从该村庄出走后，以乡村研究闻名于大洋彼岸。
《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以下简称《山东台头》）是其代表作，于1945 年写成，曾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以及许烺光的《祖荫下》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经典。在前言中，杨懋春自述：“选择台头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作者在那里出生并在那里长大，高中以前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最近几年，他每年还至少回村一次，暂住五天到几个月不等。他一直和台头村的亲属保持着联系，所以他知道村庄里的日常生活和偶发的重大事件。这项研究是对作者本人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事实的记录。”
然而，在用现代学术透镜回望这林林总总的事实之后，那些作者所熟稔的乡土中国的传统秩序，像面包芯一般细细地掰开，展现它全部的气味时，竟也变得像一部民族志般隔膜。但作为一部早期中国研究的经典著作，如今再重看《山东台头》，许多事实似乎已经可以被重绘。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一个学者必须面对他费尽精力所达到的学术成果必然会在很短时间内过时的命运。那么，何谓学术经典，何以我们需要重读它们？或许，关键就在于经典著作所展开时的问题意识，在于它的方法论与切入点。
杨懋春的特殊背景，使他既能作为一个讲述者，亦能作为一个审视者出现在台头村。故《山东台头》同时具有精密的论述结构与克制而强烈的内在情感。杨懋春没有像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以大写的启蒙主义姿态进入乡土秩序，将之全然贬抑为蒙昧与黑暗的所在。
村庄在他的叙述中，并非是一个被自上而下凝视的客体，亦非城乡二元结构中那个总被遗忘的一元，村庄是主体，有着活力，有着它自然而然的逻辑，当然也有缺陷，有压抑。由此，《山东台头》的书写，可被视作一次“地方知识”的实践。
在1981年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于耶鲁法学院的一次讲演中提出“地方知识”的概念之前，《山东台头》已然拥有了文化多元主义作为其论述的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