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怡绮是一个麻醉科医师，也是一个“i人”。30多年前，她刚开始在门诊坐诊，不敢看着患者的眼睛讲话，很容易害羞。当访视患者时必须要询问病史，她只能“硬着头皮上”，但也是“能少讲一句，就少讲一句”。

那时她很羡慕一个师兄，至今记得当时做住院总的师兄和患者谈话的样子：他手里托着一只小茶壶，“葛优躺”一般斜靠在椅背上，上海话说得“很有腔调”，时不时还对着茶壶嘴呲口水。那副神态，在陈怡绮和其他新医生看来，“他什么都懂，什么事情都能搞得定”。

现在陈怡绮的眼光变了：“（那）其实是有问题的。”站在患者的角度，她觉得自己会有点害怕，会不敢向这个医生提问，因为自己可能会被他嘲笑甚至呵斥。

这是陈怡绮多年来学习沟通技巧的结果——从最初偶然接触到的商务沟通课程，到后来的心理咨询、非暴力沟通等理论框架。2018年，机缘巧合之下，陈怡绮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儿科学院里，开设了一门医学沟通艺术课。

沟通是一门艺术，“医学”则为它增添了几分难度。这是一群医生，教未来的医生“好好说话”的故事。

有口难言

王博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每学年都有机会到医生旁边学习如何坐诊。每个患者看诊的时间不多，医生要在有限时间内问出患者的关键症状、下诊断，再给出治疗计划——即使是在旁边看，王博也觉得很困难。

询问病史就有不少障碍。有些患者回答文不对题，自顾自地说起来，有些则是病史漫长又复杂，说着说着就跑题了。

矛盾也容易从中滋生。“医生语气稍微有点急，患者可能就会不高兴。”王博说，“有的患者觉得自己排了这么久的队，你几句话就给我打发走了。但在医生看来，他可能已经不需要解释更多了。”

他所在的儿科方向则更为特殊。儿科被称为“哑科”，因为孩子说不清自己哪里不舒服，最多只能靠“哭”来表达，医生只能询问家属。而一个孩子生病，诊室里常常会来一大家子人。王博因此对儿科的吵闹印象深刻：“在医院里，朝着音量大的地方走，就越靠近儿科。”

医生自然背上了压力。医患沟通中，陈怡绮会有一种特殊的害怕，害怕被患者指责、投诉。刚刚做医生时，有些医疗问题陈怡绮自己还模棱两可，要跟患者讲清楚，还要思考如何沟通，就更害怕了。

学医时，陈怡绮没有真正学过怎么做医患沟通，“30年前，没有任何跟医患沟通相关的只言片语”。在学校里练习缝皮，面对一块假皮，只需要沉默着把针缝好。等到开始实习了，陈怡绮第一次给患者清创，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缺少的这门课，只能从实际的工作经验中弥补。随着接触了越来越多的患者，陈怡绮发现只有望着对方的眼睛，才能把自己想说的内容表达得更清楚。

王博在实习时常常给孩子做心电图，他从其他儿科医生那里学到，把自己的胸牌卡套换成蜡笔小新或者哆啦A梦，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可减少他们对检查的恐惧。

可经验不能提供所有解法。陈怡绮把临床工作比作一场考试，但没有沟通教学，医生就像是面对着一张无人批改的试卷，没有人告诉他这道题是对是错，“也许只有犯了很大的错误之后，我们才会收到反馈”。

在学校里练习缝皮，面对一块假皮，只需要沉默着把针缝好。等到开始实习了，陈怡绮第一次给患者清创，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这往往就是患者的投诉。让陈怡绮记忆犹新的投诉，发生在成为麻醉科医师的第一年。那天的手术已经做到了下半夜，人困马乏，她给一个进行阑尾切除手术的患者实施了半身麻醉。在手术过程中，突然有个电话打过来告诉她，后面的一个急诊手术不开了。想到自己结束这台手术就能睡觉了，陈怡绮旁若无人地欢呼了起来。

第二天她就接到了投诉。当时躺在病床上的患者说：“我正在经历着关公刮骨疗毒一样的痛苦，旁边的小姑娘就开心地笑起来了。”可陈怡绮感到冤枉，外科医生都说了，麻醉打完之后肌肉是很松的，这就说明麻醉效果是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