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有个人叫阮瞻，是阮籍的侄孙辈。据史书记载，此君“性清虚寡淡”，“神气冲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躺平”青年。他的琴弹得很好，因此经常有人上门听琴，他则不管贵贱长幼，都认真献艺。其表兄潘岳最是过分，总是夜以继日地听琴，他也没什么脾气，一直奉陪。阮瞻做过官，都是记室参军、太子舍人之类的小公务员，也没什么可以称道的政绩。这些个做派在魏晋时算不了啥，比起他大名鼎鼎的叔祖更是不值一提，他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主张“无鬼论”。阮瞻读书问学不求甚解，对有鬼无鬼这个课题却颇有心得，经常跟人争论，辩锋无碍，罕见其匹。要知道，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鬼神的存在就跟太阳从东边出来一样，是确凿的“事实”，不是有待证明的论断。因此，大家平时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单凭一股子维护主流价值观的冲动，与阮瞻舌战，鲜有不败。阮瞻就在这种你看不惯我又灭不掉我的状态中“润”了好些日子，年近而立突然死了。

他的对头们应该是大大松了口气，深信这就是阮瞻宣扬“无鬼论”遭到的报应。但他们依然余恨未消，觉得对于阮瞻这种人，即便已经死了，也是不抹黑不足以平民愤，于是便流传出这样的段子：某日，阮瞻家有客来访，两人大聊名理，扯到了有鬼无鬼。客人口才很好，阮瞻从未遇到如此高手，但辩到最后，阮瞻还是占了上风。客人这时脸色不好看了，对他说：“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最后打出一记撒手锏：“我就是鬼！”言罢，就变成了一个鬼，须臾消失。阮瞻再聪明再“佛系”，哪遇见过这种情况呀，顿时嗒然若丧，说不出一句话，不久即亡。

这个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搜神记》《幽明录》都有收录。动口的问题最后通过“动手”解决，完全是胜之不武。这一方面反映了有鬼论阵营的无奈，另一方面也说明取得对阮瞻的胜利是多么重要。

但这事儿还没完。三百多年后，也就是唐贞观年间，李世民令邢国公房玄龄组织一帮人编写《晋史》。里面有阮瞻小传，总共几百字，最后一段居然就是阮瞻遇鬼而亡的传说。这就很有意思了，六朝志怪、唐宋传奇写点鬼神之事，我们只当是小说家言，姑妄听之而已，不会觉得有何不妥。但《晋史》是国家层面编纂的正史，原则上是不容虚构的，却塞进了这种荒诞的人鬼之辩，这就像几百年之后，历史学家把穿越剧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史料。

一说到“志怪”，我们就以为是魏晋人的虚言戏说，其实所谓“志”，意思就是“记录”，这个谓词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当时人的态度——他们干的是纪实，而不是虚构。因此，干宝在《搜神记》序言中说：“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如果所言非实，又怎么能明神道不诬呢？关于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曾反复指出：“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房玄龄对待此类奇闻逸事的态度，大约跟干宝等人差不多，他们内心深处倾向于认同这些鬼神之事。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有一则专门讨论“无鬼论”，提到的文章有《太平广记》之《崔尚》《阮瞻》《宗岱》《施续门生》，以及《宋书·范晔传》《新唐书·林蕴传》和《五灯会元卷六·亡名官宰》。钱先生未提及的篇目至少还有《云斋广录》之《无鬼论》和《聊斋志异》之《小谢》。这些故事基本上是同一主题——不信鬼却偏偏遇见鬼。主人翁的结局有如下几种：死于鬼、被鬼羞辱或娶了鬼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