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在台湾收到友人赠送的钱锺书《宋诗选注》，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句话的下半句错了，因为据钱锺书说，胡适不仅见过他，而且见了三次。

1984年7月17日，钱锺书因收到汪荣祖寄赠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写信对汪说，“博士虽知我不尽，而一言九鼎，足为鲰生增重。‘没见过’则博士健忘，亦区区人微位末，不足记忆也”；接着回忆道，“上海解放前一年，博士来沪，遇合众图书馆，弟适在翻检（弟挂名为该馆顾问），主者介绍握手。……因此结识。过数月，博士又来沪，从陈衡哲女士处得悉内人家世（陈女士极偏爱内人），欲相认识。陈因在家请喝茶，弟叨陪末座；……合众图书馆主人叶景葵先生请博士在家晚饭，弟与郑西谛先生皆被邀作陪，听其政论……”（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由此可见，“博士”即胡适不是“没见过他”，而是见了三次：“第一次在上海合众图书馆。第二次在陈衡哲家吃饭，……第三次（在叶景葵家）谈时事。”——这个“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是钱在汪1988年6月去拜访时说的。钱说的这三次见面，没有理由怀疑，但他说的次序似有误（如果汪没有听错、记错的话）。下面对这三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及有关事情做些说明、补充。

先说胡、钱第一次见面。“上海解放前一年”即1948年，这年胡适五次到上海，3、5、9月各一次，10月两次（一次从14日至18日，一次从20日至22日）。从胡适日记看，3月到上海，他可能有一两天空闲（22、23日），但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去了合众图书馆；5、9月到上海，他似无空闲，尤其是9月16日到上海，当天就转去南京；10月21日胡适日记有“再到合众图书馆”的记载，当年日记中提到“合众图书馆”的仅有这一次，而这个“再”字，说明他前些时日去过该馆。因此，钱既然确定他在合众图书馆“结识”胡适，则“结识”即第一次见面日期，或在3月22、23日，抑或在10月14日至18日中的一天，又或是10月21日。其中14日可能性较大，因胡适这天向合众图书馆赠送了“天津图书馆藏全谢山校《水经注》照片两张”（张人凤等编《张元济年谱长编》）。至于“介绍”他们“握手”的“主者”，可能是叶景葵（字揆初，合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也可能是顾廷龙（字起潜，合众图书馆总干事）。

从钱锺书给汪的信可以看出，他与胡适第一次见面是偶遇，所以这次见面在他们三次见面中时间最短，大概率不会超过一小时。在场者最少，很可能只有三人（加上做介绍的“主者”）。但在这次见面时，钱得到了胡的一件“墨宝”——用铅笔写在普通纸片上的一首旧诗，这是他另外两次与胡见面时没有的“待遇”。据钱说，“此纸保存至‘文革’时，与其他师友翰同付一炬”（《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也写到此事，“（胡适写的）那一小方纸，我也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才和罗家伦赠锺书的八页大大的胖字一起毁掉”，可见这页故纸在他们夫妻心中的分量。此外钱给汪的信还透露了一个信息：他与胡第一次见面时，“博士满面春风曰‘听说你是个humanist’”，钱认为此说“似有春秋之笔，当知弟为吴宓先生学生之故”（《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