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先进》有一篇著名的“各言其志”，说的是孔子让弟子们谈论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愿意治理一个贫弱的国家，只要三年便可以使那里的人民勇敢且明事理；冉有的志向是治理一个方圆六七十里的小国，三年以后就可以让人民温饱；公西华的理想则是在国家礼仪场合做一个优秀的司仪，教导人们知礼仪。曾点是这场谈话的弹瑟人，到他发言时，他放缓了瑟的节奏，铿然而止，徐徐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叹道：“吾与点也。”

这一章从训诂到义理解释可谓众说纷纭。其争论焦点在于曾点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孔子为什么赞同曾点。东汉王充抓住“风乎舞雩”一语大做文章，认为孔子“欲以雩祭调和阴阳，故与之也”。王充看来，孔子心心念念的乃是求雨的古老仪式——雩祭，通过这种仪式实现天人感应的阴阳和合。东汉蔡邕、张协认为“曾点之志”体现的不是雩祭，而是三月三上巳节的祈福消灾仪式，也就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修禊事也”。南朝皇侃认为孔子赞同曾点是因为身处乱世，弟子们却纷纷想做官，而唯独曾点懂得“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道理。宋儒对此章的解释更是热闹，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中指出：“宋明理学中围绕着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派是周濂溪、程明道开始的洒落派，另一派是以程伊川、朱子为代表的敬畏派。前一派主张寻孔颜之乐，有与点之意，求洒落胸次；后一派则主张敬畏恐惧，常切提撕，注重整齐严肃。”其实即便朱熹，在不同阶段也对“曾点之志”有不同理解，在《论语集注》中，朱子认为曾点的气象体现了“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理想人格境界，当然，这不免是理学先生的“主题先行”。后来在与弟子的讨论中，朱熹也承认曾点只是“颇与庄、列之徒相似，但不恁地跌荡耳”，认为曾点也有些道家的出世意味，只不过没有庄子、列子那么汪洋恣肆。又据说，朱熹在弥留之际“悔不改此节注，留后学病根”（杨慎《丹铅录》）。还有一派如南宋黄震、明代杨慎所认为的，“曾点之志”承载的是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退隐情结。因为孔子兴复周礼、天下归仁的救世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故而有自伤身世，欲归隐江湖、独善其身的感慨。孔子并不是由衷地赞赏曾点，只不过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而清代的张履祥则认为弟子们“各言尔志”体现的是一种“治道亦有次第”的递进关系：子路于乱邦平定祸乱，是建立一种安定的环境，在这基础上才可以实现冉有理想的温饱，以及公西华理想的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