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

张爱玲不大喜欢“旧文出土”，遗作《爱憎表》一文中有如下表述：“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发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陆续发表，我看了往往啼笑皆非。”不止中学时代，连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名以后张爱玲曾发表过，却未及被新读者关注到的作品，也一并成为被发掘的对象。张爱玲自己知情的“旧文出土”，便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唐文标找出的《连环套》和《创世纪》等文字，八九十年代陈子善教授陆续发现的《小艾》和她中学时代的习作等。《爱憎表》这篇张爱玲未完成的遗作，实际上便是当时出土的一篇游戏文字——中学时代她填写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的“一碗什锦豆瓣汤”问卷而发，“我填的表是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爱吃叉烧炒饭。隔了半世纪看来，十分突兀，末一项更完全陌生。都需要解释，于是在出土的破陶器里又捡出这么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来”。“热心人”陈子善教授的考据发掘，倒是催发了张爱玲的创作冲动，实属意外之喜。

张爱玲对这些出土少作感到“啼笑皆非”，连带对发掘人也感情复杂，其中有个变化过程。先是对于唐文标发现旧文“非常头痛”，“那两篇小说三十年不见，也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坏”。更暗指唐文标的行文几近“盗墓”：“明知这等于古墓里掘出的东西，一经出土，迟早会面世……不如表示同意，还可以有机会解释一下。”继后张爱玲遽然意识到了后续也还会有旧作出土，无如之何，态度反倒变得相对积极一点了，《爱憎表》中遂以“热心人”称呼后续的文学史料工作者了。但她仍以“出土的破陶器”一类修辞来指称旧文，《余韵》一书代序中提到这些旧文“有几篇由她在‘抢救破碎’的心情之下被迫在《张看》和《惘然记》中发表”，明显作家对出土旧文的情感态度始终如一。

照理来说，“晚期张爱玲”在创作上产量大不如前，此时的“旧文出土”重现文坛，对于张爱玲而言，这些“崭新”的“旧作”或能让她在目下高标准高强度的写作计划中减轻完稿压力，稍作喘息；对于喜爱张爱玲文字的新老“张迷”来说，旧作出土也给了大家或初品或重读的“新奇”审美体验，可谓双赢。偏偏张爱玲自己对此事态度暧昧，属于事已至此，被裹挟着只得顺风扯旗而已。

究其根本，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她本来就对“自己的文章”要求极其严格，出土旧作让她无法保持这种文字的高规格自我要求。张爱玲回一封信都常打草稿，写文章反复斟酌。小到细究文字，要出版社将文集中的人称代词“妳”订正为“你”，探究叹词“嗄”“嗳”“哎”“唉”之别，但对于出土的旧文她却办法不多，最多只能要求亲自校对。小说《创世纪》被“出土”后，为应对盗印问题，港台两地的出版社都抢时间出版收录此文的文集。在此争分夺秒之时，张爱玲仍要求文集“只寄《创世纪》清样来让我校一遍”（1975年2月6日致宋淇信），也因时间确实紧张，“现在决定除了《创世纪》，别的都不用自己校清样了。封面也不用看了”（1975年2月10日致宋淇信），“为了盗印问题争取时间，除《创世纪》外也不预备自己校了”（1975年2月14日致夏志清信）。因旧作一出土往往就面临着被盗印的时效危机，让作者有余裕地重新修订完善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亲自校对清样对于张爱玲来说，确乎是最后底线了。

张爱玲不喜旧文出土的第二个原因，是她总觉得对于这些旧文有进行解释的必要，需要放下手头的工作赶紧撰文说明，否则难免一种“雾数”之感。手头既有的工作尚未完成，为解释旧文又要另生枝节费心撰文，旧文出土对她实属平地生波。比如《连环套》出土后，张爱玲当即就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对这篇小说的看法，顺便提及故事本事和结果。

只有写坏了的如《连环套》，起源于有一次见到一个落魄的老Parsee（拜火教徒），有个很动人的小故事，而结果竟始终没写到它，所以想写篇短文。不谈故事来源，自己批评两句，或是解释为什么这样写，很容易就像是跟书评人争论。因为不会说话，如果费上太多的时间去琢磨，也不犯着。（1974年12月26日致宋淇信）

这篇解释《连环套》的短文后来被张爱玲“一鱼多吃”，拓展成散文、小说合集《张看》的自序，初发表于1976年2月10日台湾《联合报》副刊。《张看·自序》最终还是交代了故事来源，补充了被她自动“腰斩”的《连环套》后续故事走向的细节，也在幽微的层面上再次同意了傅雷对这篇小说的批评意见。这类文字实际上是张爱玲的作家创作谈，类似谈《色，戒》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文一样，属于张爱玲不得不写的文章，“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