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迎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是从施蛰存与鲁迅的交往讲起的。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参加了共青团的施蛰存避难于松江家中，一起的还有冯雪峰、戴望舒和杜衡。四人创办了一个同人小刊物《文学工场》。施蛰存想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知道冯雪峰与鲁迅关系密切，遂请他出面找鲁迅谈谈，得到了鲁迅的热情回应和指导。拟定丛书十二种，鲁迅担负其中的四种。1930年，丛书遭禁，实际只印出了五种。正是在编丛书的过程中，施蛰存走近了鲁迅。1932年，现代书局的张静庐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刊物《现代》，邀请施蛰存去当主编。鲁迅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论“第三种人”》《为了忘却的记念》《小品文的危机》等，尤其是《为了忘却的记念》，是鲁迅在柔石等五青年遇害后含愤写成的，几家刊物不敢用，施蛰存接过来发表了，而且向鲁迅要来柔石的照片和手迹一同登出。查看这一时期鲁迅写给施蛰存的书信可知，施十分重视鲁迅的稿子，向鲁迅殷勤索稿。而他二人的笔战，却是因鲁迅的“感旧”而起的。

鲁迅的“感旧”发生于1933年10月，他感慨于一些“新青年”并没有受过“八股”文的影响，都是新式学堂出来的，不是国学专家，但却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读《庄子》和《文选》了，竟然和光绪年间的雅人一样，所缺不过是脑后的辫子。（见鲁迅《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见到鲁迅的文章，劝人读《庄子》和《文选》的青年施蛰存（时年二十八岁）以为鲁迅是专门针对他的，就写了一篇《〈庄子〉与〈文选〉》，为自己辩解：因为曾经是国文教员，现在做编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推荐了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这一辩解随后被鲁迅批为“胡涂虫”。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鲁迅对社会上渐趋的复古思潮是警惕和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