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得知乐黛云老师的《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以下简称《九十年沧桑》）出版了，我便请北大历史系在读博士生高学思买两本，方便时去拜访乐老师，同时请她题签留念。学思少年英特，聪慧敏捷。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在复旦大学力学系读硕士，又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攻读史学硕士，并决定以印度史学为今后的学术方向。我给钱乘旦教授写信，推荐学思投其门下读博。

6月1日，学思依约到十三公寓登门拜访。首次见面的一老一少相谈甚欢。乐老师鼓励他做一个“中西印三通”的学者，他微信对我说：“乐老师传奇、博学，是半部北大史。”还说她非常关心我，问了我不少情况。6月3日，我收到了学思寄来的《九十年沧桑》，上有乐老师“龙余存正”的题签。我欣喜不已。

乐黛云老师是我生命中的恩师、贵人。

深圳大学成立后不久，便获教育部高分评估，我做贺诗一首，头两句为“燕园梵学十九年，得识气象万万千”。乐老师和汤老师即在这万千气象之中。让我真正感知乐老师的精湛学术和人格魅力的，一是她对季羡林先生的评价，二是她担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后对我的提携和关爱。

1946年，赤贫出身的季羡林，留德十年后回国，胡适校长聘他为北京大学新成立的东方语文学系主任、教授。从此，中国东方学有了必不能少的学科带头人。其间，身为文学院院长的汤用彤先生自然是多有推荐、提调。经过几十年的弘毅不止，季羡林成了“中国最高老师”（饶宗颐语），“一位熔铸古今、汇通东西的大学问家，引领时代学术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他对汤用彤后人的携提自不待言，汤一介、乐黛云对此亦铭感五内。为庆祝季羡林九十寿诞，乐黛云组织出版《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在《后记》中说：“先生的沛然正气，仁慈胸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正如孟子所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我就是在这‘不言而喻’中，沐浴春风，始终以先生为自己人生的楷模。”在《大江阔千里》中，她又说：“先生的风范，为我毕生仰慕，而要企及先生的境界，确实非我力所能及，然而，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我愿沿着先生的足迹前行，无怨无悔，直到永远。”

乐老师对季先生的评价发自肺腑。爱佛及花，我自然对奉花礼佛之人充满敬慕。

1985年，乐老师和汤一介、胡经之、李赋宁等北大教授，在深大首任校长张维院士的带领下，南下荔园。深大中文系的建设进入了快车道，乐黛云任中文系主任兼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汤一介任国学研究所所长，胡经之和封祖盛任中文系副主任。他们四位特别是乐老师，对从小语种改行到中文系谋饭的我，不但不见外，而且关爱有加。时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的罗征启先生，为了让汤一介、乐黛云夫妇安心工作，有地方安置藏书，特意在自己楼上安排了一套和自己同样的三房两厅居室。乐老师见我家人多，住得挤，就对罗校长说：“我们半年在深大，半年在北大，能否请郁龙余家和我们合住，我们不在时替我们看家？”罗校长呵呵笑道：“房子既然分给了你们，由你们作主。”我们搬进去后，乐老师说给他们留一间主卧，其余的统统我们用。这样，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套房子里。他们二位对我们疼爱有加，总是说我妻子漂亮能干，两个双胞胎女儿可爱。

汤老师、乐老师对我的关爱，主要体现在教学和科研上，给我压担子、指方向。他们多次对我说：“做中国大学者必须中西印三通，光懂中西还不行，你是搞印度出身，有条件三通，好好努力，不然太可惜了。”为此，汤老师嘱我为其主编的《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编《中西文化异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