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散文之所以写得这样好，与唐代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柳子散文极为心仪，这从他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可以得见。在其所记的古代文人中，就有关于柳宗元的条目。以后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柳宗元的文章，特别是《天说》《天对》等重要的哲学名篇，他更是经常阅读。他自己的文章广征博引，往往大段征引柳文。如柳宗元寓言《三戒》中那篇著名的《黔之驴》，就曾被他引用进自己的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精兵简政之后的革命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比作体型虽小但威力无比的老虎，把侵华日军比作愚蠢庞大的驴子，从而给柳文《黔之驴》赋予了崭新的含义，形象地指出精兵简政是我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毛泽东对于柳宗元散文之所以如此钟爱，除了柳文本身拥有的艺术魅力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和柳宗元在政治观点和哲学思维上的共鸣。在理论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与柳宗元提出的“郡县必然论”是一脉相通的；在实践上，毛泽东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秦始皇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一样，某种层面上，属于“历史之必然”。柳宗元作为一个时代的革新者，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