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大力借鉴、移植西方先进教育经验和制度，模仿创办新式学堂，推动普及新式教育，实乃出于国人急欲改变内则积贫积弱、外则强敌环伺状况之心。自家馆时代，南开就已经开始了对西方现代教育的模仿和探索，办学时从东西方教育中各取所长。不过，私立南开大学在创办之初，显然是与美国高等教育的模式亦步亦趋的。

从历史背景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一大批留学美国的知识人士相继返回祖国，投身高等教育建设事业之中。在那一时期，他们对中国大学的改造、高等教育的变革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直接的效果便是影响了“五四时期开始酝酿并在1922年颁定的新学制”，使之成为“效仿美国教育体制的结果”。对于私立南开而言，当时“赞助擘划者皆美国留学生，无形中输入美国风味不少。是以论设备，一入图书馆，琳琅满架者，多美国出版之书籍也；入实验室，见分部陈列，精巧悦目者，美国制造之仪器也；论教员则除数人外，皆美国留学生；论教材则除数科外，皆美国之教本；其他如积点制也，选科制也，亦均采自美国”。研究者多援引此论来证明私立南开在办学模式上对美国大学的模仿。实际上，不论是引进大量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教师，还是购置大批美版图书、设备，这些都不过是模仿的表象而已，在真正意义上称得上“移植”的应是“一切学制系照美国大学最新分科、选科办法”。当时，南开大学的学科分文言学组、数理组、哲学及社会科学组、商学组，这才是私立南开模仿与移植美国大学办学经验的真实痕迹。

就在校基渐趋稳固的1921年春天，《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章程》正式公布。其中明确了大学学生修业四年“习毕一百四十绩点并考试及格始能毕业”的规定；在课程设置上则标明“必修、专修及选修之别”，且修习课程的绩点均需满足学校所规定的指标。其中，除国文、英文、外国文必修科目外，对于专修和选修课程要求，“学生须依个性之趋向与将来之职业，在文理二科内任选一门为专修科”，所选课程“至少须满五十绩点”；选修课程“至多不得在二十五绩点以上”。这些规定实出于对美国大学课程和教学制度的高度模仿和移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不同的历史时期，课程的变革总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要求相适应。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必须与社会发展同步，及时调整、更新和充实课程内容，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合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作为人才培养依据的课程，自然要服务于学校的培养目标，随着大学的巩固和发展，私立南开所标举“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方针，必须将具体课程逐一落实为“强调基本理论和技能教育”兼顾的实际教学活动。这些工作自然既需要储备人才，又需要假以时日，更需要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和区域社会工商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所以说，调整课程设置及其内容必然会与大学发展伴随始终。

二

南开号称“文以治国”，在大学的奠基时代，文科建设似乎颇为有声有色，这主要归因于梁启超的短暂“加盟”。当时，游欧归来的梁启超寓居津门，开始了晚年的研究生涯，南开抓住这一机会，欲倚重其来建设文科。1921年9月，梁启超移砚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影响遍及京津。其间，严修、张伯苓等人与梁启超往来频繁。1921年末，梁启超在和张君劢、蒋百里、舒新城等友朋通信中多次提及与张伯苓筹划南开文科的事宜，梁透露了南开欲聘请张君劢出任文科主任，请蒋百里、张东荪、林宰平“各任一门”，并计划邀请梁漱溟到南开任教的信息。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彼欢欣鼓舞已极”，“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

晚年的梁启超，壮心不已，深感当时国内从事文史研究之人才匮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登高一呼集合同道，共同担负起振衰起敝的责任。他甚至设想“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其所益不已多耶？我辈努力兴味正浓也”。同时，梁启超还认为，如果以其师生、师友为南开文科班底开展教学和研究，并将“此科当然旁通于理、商两科，则根柢植于全校”，这势必会成为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关中、河内”。当时参与讨论的张东荪、蒋百里、舒新城等人更是摩拳擦掌，希望梁氏能尽快与学校细订纲领，规划科目，进行组织。

可是，令人困惑的是，无论是从1921年起深受鼓舞并“每见必询消息”的张伯苓，还是频繁鱼雁传书讨论南开事宜且认为“绝无问题”的梁启超，对于南开文科的制度建设都给人有始无终的感觉。而到了1923年初，如何建设南开文科的事情似乎已经不大被提及了，转而演变成看似“一切学课与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实则私人讲学意义大于机构建制的“东方文化研究院”之议了。

如果仔细探寻历史细节，我们就能发现在讨论南开文科建设时，梁氏所倚仗的蒋百里、张君劢、舒新城、张东荪等人（尤其是蒋百里和张君劢）深具德国教育的背景，在办学理念上其实与南开相去甚远。蒋百里曾设想，希望梁启超与南开确定一个办法，将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归为讲座之一，同时再约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加上他自己分别担任讲座教授，“每座讲演之期为四个月，文书口头研究之期为六个月，因每座专为内部学生，不收外人”。

对南开而言，“梁启超版”的文科之所以虎头蛇尾，令人抱憾，实是历史的偶然，于己有憾，对梁氏师友则无所谓遗憾可言。一方面，1922年间的梁启超并没有“一心一意”地按照他与师友信中所谈的那样逐一落实制度建设；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还是缘于张伯苓校长，因为在他看来，文科生“文章做到像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的社论那样水平，就到了顶峰”，之所以请梁氏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因为“张校长对近代史感兴趣”，一旦梁启超以“‘诗圣杜甫’为题的讲演（见《曹禺传》）我估计张校长的兴趣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