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现代医学之发展，建立在海量冷酷的医学试验（或者“实验”）之上。凡新药之发明，须多次试验有效且无毒害，方得推广。或欲究明某物于人体有何作用，也须一试方知。其间，被试者生命健康有一定风险。现代医学试验的风险，多由小白鼠承受；古时则常用死囚、俘虏、奴隶，其人死则死矣，活则身免，以今目之，有悖人道。然而，自古也有诸多医者，欲求医术精进，而不忍伤人害命，遂舍身饲毒以辨病理，亲试药石以证功效，虽前仆而后继者不断。

“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几乎是灭顶之灾的传染病，诸如鼠疫、梅毒、天花、伤寒、疟疾和黄热病等，最终被一一战胜。在人类与疾病这一漫长的博弈过程中，医生们的自体实验居功至伟。”余凤高先生将医者的献身之举，视作“最高的人道”，他在近著中所写的，乃是“西方医生自体实验史”，案例之丰，超乎想象，然诸人诸事，多为岁月隐没，今一气读毕，殊感震撼。

“最高的人道”，即“医者仁心”，中外皆然。有心者大可写一部“中国医生自体实验史”，如神农遍尝百草，而肝肠寸断，就不可不写。至如当今屠呦呦先生，于抗疟事业全心用力，数以身试药，落得一身病根，由是信知，仁心古今无别。药王庙遍布九州，湘地尤多，之所以千年享祀、万姓怀念，则源于孙思邈毕生远涉大江南北祓除疫病之壮举。他曾自言，“立身以来，三遭热痢，一经冷痢，皆日夜百余行，乃至移床就厕”，然皆“率意自治”，于“古今痢方千万”之中，“撮其效者七八”。最可贵者，乃是他悬旗医治贫苦百姓，不辞辛劳，却不收分文。世传孙氏得享遐龄，《礼记》云，大德“必得其寿”，诚哉斯言。孙思邈始终抱守“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之信念，以“千金”名其书传世。然“千金”之重，时人知之否？

近来闲翻《聊斋志异》，读到《陆判》一折。朱尔旦嫌弃结发之妻“头面不甚佳丽”，于是请阴曹陆判官帮忙换头。陆判然诺，适一大家之女甚美，为贼所害，陆判即取其头，夜叩朱门。“自于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项，着力如切腐状，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于生怀取美人头合项上，详审端正，而后按捺”，手术完成后，夫人“长眉掩鬓，笑靥承颧，画中人也”。陆判移花接木，神乎其技，今世男女以整容为风，当以未能识荆为憾。近来闻见人间诸多怪状，以为纵然蒲松龄再生，亦难描摹。其实，蒲翁向非正面描写的行家里手，也有不能写及写不尽者，很多小说只是旁敲侧击、蜻蜓点水，平生寥寂，只好神驰物外、寄情狐鬼。

《聊斋志异》每读罢一两篇，总有一种苍凉压住心头，唏嘘不已。人鬼殊途，各有业障，唯有敬畏，方能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