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把我作为湘人，也有人约我写写与湖南或湖湘文化有关的文章，但是我迟迟未能奉命。原因是我虽然填履历时“祖籍”一栏写“湖南耒阳”，实际上与湖南直接关系甚少。父亲少年时即离家出走，没有回过家乡。我更无从与他的家乡结缘，第一次踏上湖南的土地已是中年以后，因工作关系陪外宾——刘少奇同志在宁乡花明楼家中接见并宴请一批非洲客人，我亦作陪，一天之内匆匆来去，我对湖南未留下什么印象。后来又有几次，都是因工作陪外宾来参观访问，必到之处是长沙和韶山。

初访耒阳

直到年近八十，我才得以私人身份，由朋友热情安排，访问了几次湖南，并到了耒阳。

2009年，应湖南师范大学之请，有长沙之行，又承蒙主人盛情和朱尚同兄的热情推动，安排我赴耒阳一行，得遂夙愿。在此之前，《耒水乡音》的编辑黄爱友曾与我联系，并惠寄刊物。这次由他安排耒阳境内的具体行程，并一路陪同，短短的一天中我收获颇丰。过去我对耒阳唯一的印象，除了是父亲故乡外，只记得三国的庞统曾为耒阳令，因大材小用，整天不理公事，但是必要时也能“一蹴而就”，一天之内把积案全部办完，令我钦佩。还有，杜甫病逝之处也是耒阳。

到了耒阳，第一惊喜是访问蔡侯祠。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发源于耒阳，这是家乡的骄傲。当地人民和政府把这位历史伟人及其功业作为本市的一个文化重心，围绕精心布置的纪念馆和墓园，建设起一片宽敞、优美的林园，令人悠游其中，思接千载，心旷神怡。特别是纪念馆中还有专人演示最初的造纸工艺，颇见设计者的匠心，这是科普与历史课的结合。我联想起多年前访日时，曾参观过一家位于四国的造纸厂的附属博物馆，有图片，也有实物。博物馆就以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的事迹开头，展现每一个时期中国造纸工艺的进步（包括最精美的宣纸）和传入日本的年代；到一定时期，就以日本自己的技术改进为展示重点；再以后，引进和学习的对象不再是中国而是西方的造纸技术。最后一个陈列馆，一进去就让人眼前一亮，只见一条条白色飘带像帐子一样从几米高的天花板垂下。讲解者说，这是日本当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制的最先进的工业用纸，据说其十分坚韧，可以代替金属用于航天器材。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从不认为学习外国有什么不光彩。这个陈列也不讳言造纸术是从中国引进，而且一路学了几百年，直到自己以及别国技术超过中国。此番参观蔡伦故地又引得我浮想联翩：能否把蔡伦纪念馆进一步发展成造纸博物馆，陈列我国历代造纸技术的进步（当然这些进步就不一定都在湖南了），也包括何时引进国外的技术，以及今天的状况？顺便提一句，造纸工业对环境有污染，我参观的那家日本造纸厂已经在污染治理方面卓有成效，竟闻不到异味。今天的造纸术在工艺方面已然登峰造极，但在治理污染方面进行发明创造还是大有可为的。

对我来说，此行的重点当然是访问我父亲的出生地——资家坳。由于父亲少小离家，我与父系亲属极少联系，原意是悄悄地去看一看，不惊动任何人，后来发现这一想法不现实。父老乡亲对我家很熟悉，十分热情，令我盛情难却。由于“资”姓十分罕见，我一生走南闯北从未见过家族以外同姓的人，而且每次报出姓名时都要解释半天是哪个“资”字，对方总是表示诧异：这个姓没见过！这次却见到了那么多姓资的，不论是否沾亲带故，都令我倍感亲切。从耒阳乘车，一到目的地，忽然鞭炮齐鸣，我还以为附近有人家办喜事，没想到是欢迎我，实在出乎意料。将近一百年前，父亲从这里义无反顾地走出去，走向广阔天地，走向世界。现在我以偶然的机会回到原籍，乡亲父老仍然记得宗族这一支，对来龙去脉极为熟悉，隆重而热情地接待我。中午，老少妇幼满满一屋子人，以丰盛的农家菜款待我们一行，这一切都令我铭记在心。只是我在城市生活久了，许多礼数不熟悉，可能有许多不周之处，又不善言辞，面对这样的热情，难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事后心中总有些歉意。

遗憾的是，当时由于开采煤矿之故，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昔日的资家坳整个山头已经陷落，实际上小山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一棵榕树作为标志，我们只好在榕树所在的山坡下摄影留念。我从父亲的回忆录中读到，此地原是深山老林，风光优美，鸟语花香，还盛产油茶。油茶是收益很高的经济作物。书中还提到这里有优质无烟煤，当时没有大规模开采，但日本在侵华前，其有关资料中已经标明地点。当时采煤已成为此处最主要的产业和生计，许多人因此致富，据说湖南省的GDP中煤矿收入占一定比例。但是代价是环境污染、水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乡亲们对此忧心忡忡。

由于下雨，车行缓慢，需要天黑前赶回长沙，原计划的两个参观地点——我祖父的坟墓和淝江书院只得放弃。小黄对我不去淝江特别遗憾，因为那里可以看到青山绿水，改变我对家乡环境的印象，只好待下次了——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从山沟走向世界的少年

父亲原名资朝琮，字璧如，耀华是他自己起的号，以后就以此名行世。他出生于资家坳，开始在家读私塾，不久就遇到废科举、兴新学，县里办了新型小学，招收学生，一切免费。父亲小学毕业后到衡阳上市立中学，也是免费。十七岁中学毕业后，祖父命他最远只能到长沙升学，同时家里又包办婚事，要他回去完婚。他既为逃婚，又为闯荡世界，就此不告而别，离家出走，顺江到了上海。原想考清华学堂未果，结果考上官费留日，从此在日本留学足足九年，其间曾回国度假，但只到沪、杭一带，终其一生再未回过家乡耒阳。他自述从小学起整个教育没有花家里一分钱，全部都是国家公费培养的。

那时中国留日学生很多，但大多在那里进行革命活动，中途辍学的不少。父亲从湖南的偏僻山坳漂洋过海跑到日本，不懂日文，却立志非上两家帝国大学（东京、京都）之一不可。根据日本学制，为此先得上指定的高等学校（相当于大学预科），他拿出湖南人特有的犟劲，刻苦学习，竟然考上了著名的“一高”，毕业后又考上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坚持读到毕业。1926年，父亲回到上海，以其所学在几家银行谋职，在大学任教，并发表有关金融的文章，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金融家看中。这位贵人找到他，交谈之下，与之一拍即合，于是招入银行，又派他到美国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深造，并考察美国与欧洲银行制度。这样，他对现代金融业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打下了扎实、全面的基础。1935年，他奉派到天津开分行，从此开始了前半生的艰苦创业，奠定了他在金融界的地位。以后几十年，大形势不断变化，他几经沉浮，以九十六岁高龄在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职位上去世。

关于他的生平，我原来知之甚少，大多是后来从他亲笔撰写的自述《凡人小事八十年》，以及母亲的片言只语中得知的。他的自述从1990年九十岁开始撰写，自己伏案一字一字完成，没有任何人帮忙，至1992年完稿，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第二版2005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更名为《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第三版2012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改回原名；第四版201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增加了自出版以来的若干篇评论。一位老人的自述二十余年间出了四版，足见其对当代读者还是有一定的价值。说来惭愧，我作为他的长女，父亲的许多事迹还是从这本书中得知的，而且我也是通过阅读此书，才真正体会到他刻苦学习的过程，以及在家国多难的艰苦岁月中他做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贡献，表现出非凡的胆识。特别是天津沦陷那几年中，他奉陈光甫之命，依托租界，坚守银行，与日伪斗智斗勇，保全属于中国人的财产。其时，我少不更事，不知道，也不理解，直到经历人事沧桑，对大历史有了更加深广的了解，才体会到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有这样的坚守和智慧，也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年他在家里总是那么严肃、沉默寡言，他实在笑不起来！后来他身心俱疲，得了肺结核，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痊愈。那段时间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一切都有我母亲运筹操持，遮风挡雨，作为初中生的我，除了感到伙食变差，需要节衣缩食外，生活几乎不受影响。母亲一向惯于牺牲自我，她忍受怎样的艰难，我难以想象。

我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父亲，是在他去世之后细读他的自述才体会到的。这自述实际也从侧面反映了百年近代史。缺陷是前详后略，越到后面越语焉不详。可能是精力不逮，也可能是有意对有些经历保持沉默。我更加后悔的是，在他写作的整个过程中，自己只顾工作奔忙，完全没有关心、过问此事，连技术上的抄写都没有出力，更遑论讨论和建议。他一贯的作风是不主动麻烦别人，包括家人。如今说什么都为时已晚，成终天之恨。

关于父亲的生平事迹以前已经写过，《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出版时加入了我的补充，并在当年的《书屋》杂志发表过。另外有些补充的材料，已写入我自己的书中，此处不再重复。不过有一件事值得重点提出，那就是2020年《资耀华文存》的出版。

关于《资耀华文存》

父亲本质上是学者，在进入银行业之前、之后都有许多著述。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货币学》曾多次重版，作为大学相关专业的重要参考书。1949年以后，几十年来真正做成的事业，一是创立中国金融学会，二是主编中国货币史资料。

近年来，上海有一位对钩沉文化史料感兴趣的沈建中先生查阅图书馆的历史资料，发现资耀华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在国内各种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涉及题材甚广，这批文章由沈先生收集、编辑，2020年在父亲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名为《资耀华文存》（以下简称《文存》），上、下两册。这部皇皇巨著足以为学者资耀华佐证。

《文存》收集的文章共六十三万余字，发表日期始于1921年，终于1986年，绝大部分发表于1937年之前，很多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写的。这些作品内容丰富而厚重，题材包括经济与金融理论、世界大势、银行专业、金银货币、工商实业、国际贸易、关税、汇兑、对外国的实地考察，以及政策建议，此外还有早期学生时代写的随笔、有关妇女运动和乐器介绍的文章，等等。既有从历史到全球的宏观论述，也有细到具体银行业务操作、员工选拔与待遇的微观研究。有数万字的长文，也有不到千字的短文。全书捧读之下，深受教益，并感触良多。略述如下：

一、宏观的世界形势

多篇文章显示出，作者眼界开阔，对当时世界形势有敏锐的认识，并对中国的应对之道深思熟虑，颇有见地。那个时期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作者对于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有不少评论。例如，《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赔偿要求过于苛刻，埋下祸根，现在已是人们的共识，而他在1925年的文章中已经论及这个问题，以数据表明，德国绝对无法还清这一赔偿，以后会有麻烦。他还以很不以为然的口吻说，当时英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有所松动，而法国则十分顽固。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和1926年发表的另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最近各国扩张军舰的恶耗》，列举英、法、美、日、意海军舰队增长的吨位数，指出一战的惨痛经历刚刚过去，他们就又蠢蠢欲动，开始扩军，将来一场战争还是避免不了。他根据观察，预言下次战争将在太平洋地区打。文章结尾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想见将来的世界大战争必在太平洋，而直接作牺牲物者必为我国。我们还可不极早起而谋抵御的方法吗？同胞曷其速起！”

另一篇题为《经济问题上之中外国际关系》的长文，实际上是讲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文中详列数据说明英、日等国如何占尽中国便宜。他为之痛心疾首，同时又提出自强之道，结尾说道：“我国若完全统一，上下一心，和衷共济，则以我四亿勤俭耐劳之国民，利用此天然丰富之物资，生聚教训，不出廿年，即可抵御外国之经济侵掠政策，而作太平洋之主人翁。……举国同胞曷其速起！”

从1926年算起，二十年之后应是二十世纪中叶。如果没有后来的外战加内战，以当时的发展势头，加以作者提出的改革条件，应该不是空想。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作者当时处于大学毕业前后，已经对世界大势有这样的关注和远见，而且对中国前途远景有这样的理想，可见那个时代有志青年的胸怀。

二、对中国发展的深思，胸有蓝图

作者有大量的文章是基于对中国现状的调研（特别是经济、金融方面的），针砭时弊，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对策。有几篇长篇报告，针对“糖业”“丝业”“钱庄”“商业”等，记录了实地调查的详细情况，以年代、数据、人名以及机构网点的地址说明问题。

作为留日的“海归”，他对日本当了解最深，对日本经济上于我国之威胁忧心忡忡，时有流露。例如有一篇文章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当时第一丝业大国美国进口生丝量最大，早期以中国为主，后来日本居上，其生丝对美出口已远远超过中国。关于日本取代中国在国际上丝业地位的问题，当时很多中国的爱国志士都有所关注。巧的是，我母亲童益君上的蚕业学校，就是一批“实业救国”的人士如史量才、冷御秋等开办的，旨在培养改良中国丝业的专业人才，从种植桑树、科学养蚕、改良缫丝技术等一系列程序做起，达到根本之改进，目标就是与日本争夺国际市场。父母那时已经订婚，对这个问题是否有过讨论，已不可考。

这些文章并非仅仅提供资料，而是旨在说明当时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国经济相较于外国劣势何在，大声疾呼要国人警惕自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跃然纸上，“同胞曷其速起”之类的话屡见于篇末。这些呼吁不是泛泛的情绪发泄，而是建立在对国情的扎实调研基础之上的时代号角。

三、理论研究

作者在日本京都帝大上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课，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接触比较早。书中收有一篇《亚丹斯密与马克思之关系》的论文，观点独特，饶有兴味。还有一篇发表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章（此文未收进书内），讨论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作者提出各种论证，结论是否定的。此文显然不是无的放矢，想必这个问题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引起过一定的争论与思考。从这类文章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思想界活跃的情景，而作者不论身在国外还是国内，均是积极参与其中的。

四、国外考察独到的心得

作者留学日本近十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又在美国进修，根据实地考察发回调研报告。特别珍贵的是，他在美国的两年，适逢“大萧条”后期，见证了“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和经济复苏，写出了第一手报告和自己独到的评论。离美回国前，他还赴欧考察，重点考察了英国的银行制度，长篇论述美、英银行制度优劣之比较。这些都是从专业的角度出发，有事例，有数据，有自己的分析。另外，他对美国、日本的风土人情、国民性特点的观察，今天看来仍有精当之论。

五、关于银行、货币与汇兑的专业研究

这一类文章数量最多，分量也最重。这是作者的专长，是其所学，也是其所用，有理论、有实践，对于今日之研究者来说应该最有价值。作者一生献身于银行业，胸中是有远大目标的。他从学生时代就期待将来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这是他的理想，但不是毫无根据。他的多篇文章中都有对中国金融现状、货币制度以及各种做法利弊的详细论述，并提出政策建议。

那个时期中国学子留日成风，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一代名人很多都有留日经历。像父亲那样扎扎实实从高等学校到顶级大学读了九年的是少数。那时的中国也是各种思潮百家争鸣的时代。父亲留学期间显然并非只埋头读书，而是密切关注国内外局势，对国内各种思潮的争鸣也没有置身事外。他还关注妇女独立和婚姻问题（有与友人讨论这个问题的长信），还翻译了日本作者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此外他曾经对音乐感兴趣，学过小提琴和曼陀铃。他居然还有一篇详细介绍曼陀铃的文章，一如他务实的风格，详细分析此乐器的结构和弹奏指法，图文并茂。这些都从侧面表现出那个时代一名知识青年意气风发、兴趣广泛的风貌。

我特别注意到他严谨的学风。这些文章观点鲜明，有的还言辞犀利，但都不是立场表态，而是科学研究，言之有据。许多考察报告充满了数字和表格，理论性的文章和专业名词大多附原文，不少名词附英、法、德三种文字。还有一段马克思著作的引文，后面附大段的德文原文。这些都反映了他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也是其人一贯的言行严谨作风的体现。

文章发表的疏密时序也很能说明问题。最多产的年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至1937年，共七十一篇，内容也最丰富。作为“世纪同龄人”，他彼时正当年富力强，意气风发，精力充沛，以振兴中华为己任。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他有几篇在天津观察局势变化致总行的电文，之后就归于沉默。抗战胜利之后，到1947年，他又开始发表讲话和文章，不少是对当时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批判。1949年以后，他拥护新中国，进入体制内，发表了一些拥护共同纲领、肯定新民主主义的讲话。随后几十年基本上述而不作，埋头于主持编写“中国货币史资料”，这是他最后的文字贡献，还不肯以主编署名。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又开始发言，表达对改革开放的衷心欢迎。其时他年事已高，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多，有几篇是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回忆过去的史料。由此可以看出时代变迁与作者的关系，同时也显示其为人的风骨和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许多时候，沉默是金。

这厚重的两册《文存》现在出版的意义：从专业角度，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和金融史的学者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扩大而言，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作为个案典型，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海归”精英如何理解和对待外部世界，以及如何以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追求救国图强之道，对于今天可能还有借鉴的价值；就作者个人而言，可以说是还原了一个完整的“资耀华”，很少人知道他有这样丰富的内心世界。

对于父亲的一生业绩，我无力做出评论。他以九十六岁高龄全身而逝，比起很多同代人物，相对来说还算幸运。但是令人深深遗憾的是，实际上他的所学、所长，前期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厚积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上他的敬业精神，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大历史背景如此，中华民族失去的无形财富，又何止他一个人？

人无完人，我不想对先人多溢美之词，拔高他们的形象。只是我常禁不住想：假如父亲贯彻始终的“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假如母亲的理性、豁达、克己为人，成为我国各行各业为人处世的常情，方今社会的风貌会是怎样？假如所有与他们相似的前辈人的学识见解都能充分地用于“济世”“兴国”，我们的国家会是怎样？假如多数父母都以他们那样的原则教育子女，下一代又会怎样？

晚年挚友朱尚同

我大半生与湖南无缘，而进入老年后却因缘际会，结识了一批可敬可亲的湖南老乡，其中最主要的是朱尚同兄。

朱尚同（1929—2020）是我和乐民晚年结识的朋友，却是少有的真正的知音，可称莫逆之交，整整二十年，然后……没有了然后。

交情始于乐民和我主编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正好出版于二十一世纪初。朱尚同读到后，认为大有启发，从此成为乐民和我的最忠实的读者，大概很少人像他那样，我们的每篇文章、每本书都看，而且不止一遍，有时我们在哪里曾发表过什么言论，他比我还记得清楚。乐民还在世时，他曾有事来北京，一见如故，欢谈甚洽。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乐民去世后，他写的悼念文章是最全面的，基本上概括了逝者的思想特征，并称其为“中国欧洲学的奠基人”，可惜中国没有发展出堪称一门学科的“欧洲学”，不过这的确是乐民的心结和旨趣。

朱兄是“老革命”，中学就接触地下党，退休前曾任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湖南省教委党组书记等职。他学的生物专业，但是由于家学渊源，亦有较深的传统文化修养和人文关怀。

朱兄的父亲曾任国民政府的高官，同时也是知名书法家，诗文俱佳，年逾九十后从台湾返回大陆，终老于家乡。我2009年访湖南时，朱尚同安排我到衡山，参观了南岳忠烈祠，还有南岳军事会议旧址。有意思的是，抗战时期，朱尚同之父就曾任衡阳市市长。在那里，我首次见到了忠烈祠，瞻仰了为抗战牺牲的团级以上将领的塑像及其事迹，他们大多数正当盛年。望着他们一个个英姿飒爽的塑像，无限唏嘘感慨。历经半个多世纪风云，这片遗迹居然保留下来，供后人瞻仰，也是幸运的。更加有意思的是，朱兄的父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回到大陆成为统战对象，得到有关部门重视，给予高待遇。

朱尚同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复出，一直以湘人特有的热血和倔强推行他的理想和主张。他退休后也不放弃，曾不止一次为他认为不合理之事上书提意见。他长我一岁，却坚持称我为“大姐”。我们都垂垂老矣，不大可能再见面。最后几年经常通电话，主要是他打来。每次铃声一响，拿起话筒，里面就是一声“大姐”，接着没有寒暄，单刀直入，对各种问题发表议论。他后来疾病缠身，常进出医院，但忧国忧民不能自已。我深知我们都无能为力，但他需要诉说、发泄。再后来，他告诉我病情已不可逆转，能延缓多久算多久。我们都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我劝他少操心点身外之事，安心养病，但也知道劝也无用，他毕生心之所系就是这些身外的大事，一吐为快是他的需要。终于，噩耗传来，再听不到电话中的那声“大姐”了。

尚同兄一方面思想现代化，竭力主张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另一方面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他有一对可爱的外孙，一男一女，十分宠爱，亲自教导。我2009年访问湖南时，其外孙还是小学生，他亲自为其选读古诗文，循序渐进，小男孩已能背诵不少篇章。后来这个男孩到台湾读大学，我2018年偕外孙女访问台湾，与他联系上，他专门来台北看我们，还与我外孙女玩了一天。他一口台湾腔，已不复当年那个小男孩了。

通过尚同兄牵线，我先后应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之请做讲座，去过几次湖南，见到好几位不忘初心的老革命、离休高干，有刘老、黄老、陈老等，现都已作古。从他们身上我也体会到湖南人特有的血性和执着，他们那时垂垂老矣，但还在不断反思，认真地与我讨论时政。

最后，谈谈《书屋》，《书屋》也是我与湖南结缘的一个重要的桥梁。最早在周实与王平二位主持下，《书屋》借改革开放之东风，在各地文化类报刊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浪潮中办得风生水起。一个内地刊物成为时代思想先驱，享有全国性声誉，实属难得。我最早从李慎之先生处知晓这份杂志，并开始投稿，在世纪之交竟有一篇文章获奖，后来《书屋》成为我的发表园地之一。再后来，杂志转变风格，文章以钩沉历史陈迹为主，我本人也基本搁笔。不过多年来每期都收到赠阅，也常从中获得一些有趣的知识。此次意外获约稿，命题作文，聊以此文塞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