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洋文学”是在“新南方写作”的讨论中逐渐衍生、发展出来的，因此就显而易见地叠加了双重的地方性和文化地理的属性。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中，就曾经把“海洋性”作为“新南方写作”的四个重要属性之一加以强调和凸显。之后，徐勇的《作为方法的“海洋”与新南方写作》（《广州文艺》2022年第8期）认为，“海洋性”是“赋予‘南方写作’以‘新’的意涵指向”的“新的视角或元素”；并且具体指出了海洋元素给南方写作带来的四种意义，以及前瞻性地指出把“海洋作为方法”将会给南方写作带来的诸种启发。而曾攀的《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视野更为开阔，在把“新南方写作”放置在诸多宏大命题和世界性勾连的维度上的同时，更是强调“向海、向粤港澳、向东南亚，构成了‘新南方写作’最为重要的面相”。真正从文化地理和写作学的核心地带，确认“新南方写作”与海洋之间的深刻关联的是谢有顺的《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1期）一文，他直言：“一个有海的南方和一个没有海的南方是不一样的，这种地理差异对文学的深刻影响还远没有被充分认识”；沿着这样一个被忽视的“南方以南”的路径，谢有顺最终确认：“‘海洋性’就是‘新南方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根性。”这就基本上为“新海洋文学”的出场奠定了必要的理论根基，但也同时因为其附属的地方性的叠加，需要面对业已涌动的关于当代文学一系列地方性话语的反思和质疑。

新东北、新南方、新北京、新浙派、新边地……这些冠以“新”的诸种地方性文学话语，在审美和代际两个层面内置着具有强烈共性的渴望：创新。但概念生产自身并不决然带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创新，不断涌现的地方性文学话语描述的是文学的发展现状，还是一种亟待实现的文学愿景，亦或是一场理论和文学史合谋的生产性狂欢，甚至借用方岩的说法，是“这个行当思考力萎缩、创造力衰退的变现”（《地方性的皇帝新衣》，《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当我们提出“新海洋文学”的时候必须要面对并且回应这样的疑问。2023年11月，笔者所在的《扬子江文学评论》曾经举办过一个名为“地方性的辩证法”的学术工作坊，参加活动的陈思和和张新颖两位前辈学人、批评家，在谈到时下兴起的各种地方性文学话语的时候表现得都很冷静。陈思和以寻根文学中的地方性为切入点，指出地方文化的发掘为当代文学带来新变的同时也带来了局限，因此对于当下新增的诸多地方性概念能否深描当代文学的肌理表示怀疑。张新颖则认为，“地方”具有相对性和过渡性，写作者必须能够深入“地方”的同时超越“地方”，这样的“地方性”才有可能成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基于此，沿着张新颖的观点出发，作为一种地方属性更强的文学话语，“新海洋文学”必须正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将如何使这样一种理论话语具有真正的“解放性”？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新海洋文学”能否召唤出真正属于这一范畴、认同这一范畴的优秀的作家和可以经典化的作品。